第一个五年计划电影叫什么

⑴ 中国电影史的百年简史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产业蓬勃时期在抗战炮火声中戛然而止。
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憋了一肚子劲儿的电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为代表的杰作。
1949年2月，经过短期的筹备，在建国前夕的4月上旬，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袁牧之任局长。电影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电影制片厂。
1950年，列宁和斯大林同志说着一口东北味儿普通话的苏联片《列宁在十月》上映。从此配音译制片变成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时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企业在历史转折之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规划中，发行、放映同样位置显著，实现国有化的一体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终目标。因而，各地影片经理公司的建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由关外推进到中原，在时间表上，与国营制片厂的创建可以说做到了两翼并进。据统计，旧中国有678家电影院，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数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电影局及所属各制片厂的领导干部共9人组成赴苏访问团，经过长达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上报了《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团工作报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各电影厂(部门)便相继开始了大规模体制建设和调整，以苏联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产量下降而艺术质量上升，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达到近30部，占全年总数的1/3强，这一年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上被称之为“难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国电影的17年历程有多种划分的方法，就电影事业的发展而言，可分为两大重要时期：从1949年开国到1957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为起步、初创、建设的阶段；1957年以后，经过1959年的“十年献礼”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风”及1966年的“文革”，为稳定、发展、转变的阶段。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这17年的打造后，已经拥有了一份庞大的产业，家底坚实而雄厚。 中国电影第三次产业时期在时间和形式上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文革”后百废待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久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电影经济，也使中国电影迎来又一次复兴。但几十年来形成的产业痼疾困扰着电影的发展，电视及多种娱乐方式的冲击更使电影业的经营每况愈下，改革势在必行。随着中国性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影业开始重新审视市场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纪90年代的一连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促成了体制的变迁，这一切都是在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力量下进行的。因此，这一次产业期的到来较前两次而言，在意识上体现出了更多自觉。
进入21世纪后，对于电影业市场化的确定和认知，已经在全行业达成了思想的统一，但客观上讲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93年，10部“分账大片”的引进和1999年中美谈判结束，中国加入WTO开始进入倒计时，这两大事件都着实给尚处于懵懂之中的中国电影业上了“市场”的一课。与狼共舞，是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与国际接轨的不断磨合中，才能渐渐地触摸到市场的脉搏。“打破横向的区域界限，打破行业割裂状态，在大市场、大规模、全方位和全行业的基础上，进行纵向资产联营，进而重组市场，实现符合电影发展规律的新格局。”2001年，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院线制”的建设规划被提上议程，12月18日出台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经过2002、2003两年的强力推动，到了2004年，“中国已建成的36条电影院线，加入影院已经达到1188家，银幕数为2396块，比院线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块银幕。票房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影院有5家，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达到了15家以上。”
中国电影业市场化的方向确定以后，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产、供、销关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电影行业本身，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单一主体，民营资本和境外资金开始进入，从制片业逐步扩展到发行放映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001年，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冲进奥斯卡，斩获多个奖项，这给了中国人制作华语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机会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着海外、本土双重投资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机》相继问世，《英雄》赢得了2.5亿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样资金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无贼》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别占据了前三名，《功夫》是1.7亿，《十面埋伏》是1.6亿，《天下无贼》为1.2亿。“借水行舟”使中国电影终于尝试着下了海，并且开始学习游泳。 第一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当时，人们习惯称其为“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到了第一次高潮。这个期间各种各类的武侠电影纷纷出现。
其武侠电影的急速发展，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武侠小说等都有一定联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并摄制成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历史上人们也一直认为《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
当时红极一时的《火烧红莲寺》，其票房和社会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以后的3年内，为满足观众的要求，《火烧红莲寺》的续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连当今美国巨片《蝙蝠侠》系列都会感到汗颜。《火烧红莲寺》说的是，湖南的浏阳和平江两地为争码头而引发械斗，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仑派和崆峒派，以及红莲寺庙等。剧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烧红莲寺》的连续18集，事实上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以后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制作了两集，从而使《火烧红莲寺》总共拍了20集。
在整个1929年至1931年期间，上海的50余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余部武侠电影，占全部出产影片的60%。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电影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武侠电影第一次高潮的结束。
第二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二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术动作片和言情电影一样，成为支撑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两大支柱。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代表这个时期武术动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员与导演。如李小龙、洪金宝等及以后的成龙、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制片公司首先拍摄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碧血剑》，之后，台湾地区也出现了武侠电影，如1960年台联影片公司的《七剑十三侠》等。
1973年，中国武术动作片翻开了重要的一页。《猛龙过江》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认的远征欧洲打入世界影坛，并获得成功的武术动作影片。同年的《龙虎争斗》是李小龙与美国好莱坞华纳影业公司合资生产的影片，成为中国第一部与国外电影公司合作的武术动作片。《死亡游戏》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最后一部影片，遗憾的是李小龙并没有拍完这部电影就去世了。
此后，虽然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还继续在生产，但作为群体性的武术动作片创作、拍摄、效应等逐步减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国电影的第三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首拍了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开了武术动作片的先声。1982年由河南开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联华电影联合公司摄制的、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这期间，大量的武术动作片题材的影片诞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当》、《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时，武术动作片有了将动作片与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韵。
由中国内地所引发的武术动作片与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即相比较而言，在叙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现了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术动作片又有了一个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龙门客栈》、1993年《东方不败》、《狮王争霸》等对中国电影具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间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火烧红莲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连续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龙八部》等等，都对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的武术动作片中，以出生于广东佛山的黄飞鸿的武术生涯为题材的武术动作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1949年的《黄飞鸿传》至今，已有了100余部关于黄飞鸿武术生涯的故事片。

⑵ 北京电影学院的北影渊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电影团摄制了《延安与八路军》的影片后，电影团团长袁牧之奉党中央的指派于1940年夏携带该片的全部底片赴苏联莫斯科进行后期制作。袁牧之在苏联期间考察了莫斯科全苏国立电影学院后，受到了很大启发，产生了中国要发展人民电影事业也需要办一个“中国自己的电影大学”的初衷。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进展，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和积蓄干部，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当时，人民电影事业的唯一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7年初开始，先后办了四期电影干部培训班，先后培养了520余名干部，其中440名干部参加了电影工作，70余名参加了部队及地方文化工作。这些训练班坚持的办学方向和教育方针为建立中国自己的电影教育事业积累了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周杨、夏衍以及袁牧之、陈波儿等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领导人，面对旧中国遗留给电影园地的断壁残垣，规划对它的改造、建设和发展时，感到需要一大批演工农兵、写工农兵的电影专业人才。在一时还没有条件办起“中国自己的电影大学”的情况下，委派陈波儿从实际出发规划实施。于是人民电影教育事业开始了它的初创阶段。在陈波儿的领导下，谢铁骊、巴鸿、王赓尧等经过筹划，并经文化部、中宣部和周恩来总理同意，于1950年6月创建了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简称表演艺术研究所）。并于7月初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开始招生。 1950年9月14日，第一个大专三年制的演员班38名学生举行了开学典礼。
表演艺术研究所由陈波儿担任所长。所址设在西城区石老娘胡同4号院，后又逐渐发展了三处校舍，即：石老娘胡同9号院、受壁胡同、大成巷等四座四合院，占地面积共3200平方米，房屋使用面积有2000平方米。表演艺术研究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支部，隶属电影局总支，为第8支部。
演员一班于1951、1952年招收了两次插班生，毕业时共有55名学生。
1951年新学年开始，又招了演员二班、编剧班，演员二班有24名学生入学，编剧班有37名学生。
1951年5月，表演艺术研究所改名为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简称电影学校）。
在当时，专业教师多是来自解放区、部队和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多年艺术家。任课教师先后有：王逸、严恭、谢铁骊、陈怀恺、巴鸿、李露玲、肖龙、石联星、唐远之、耿西、许之乔、王震之、吴天、林艺等。当时在教学方面，开始学习已经介绍到中国来的苏联剧作及表演理论，并编写了《演剧教程》等专业课教材。同时聘请了裴文中、金克木分别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由王震之讲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史东山和蔡楚生讲授《电影特性》。此外，夏衍、周扬、冯雪峰、陈荒煤、于敏、俞平伯、丁玲、聂甘驾、孙家琇、艾青、老舍、盛家伦等著名文学艺术家，都来校进行专题讲授。
表演艺术研究所时期，专业教师虽不多，教学计划也比较单一，然而讲授的课程却涵盖了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学生接受的知识面很广阔。这一时期，无专门教学设备，条件简陋，练功就在四合院内砖地上，影片观摩要到电影院去买票。教室、宿舍冬天都是烧煤球炉子。学生实行供给制，条件虽艰苦，学风却是团结、紧张、活泼、严肃。
1951年秋，演员一、二班、编剧班先后赴湖北汉阳参加土地改革6-8个月。之后，编剧班又深人石景山钢铁厂参加车间工会工作和石钢工人共同生活了三个月。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孙明经教授为首的南京金陵大学电影播音专修科、以陈河声教授为首的苏南文化教育学院电化教育专修科、以钱家骏、范敬祥教授为首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动画专修科的师生连同三校的教学设备，调来电影学校。至此，电影学校成为具有艺术系科和技术系科的综合学校。它标志着中国电影教育事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学校迁入北京新街口豁口外皇姑坟新建的校舍。新校舍占地3.3公顷，建筑面积6900）平方米，其中排练厅300平方米、剧场（演出、放映1800平方米，教室、实验室600平方米，另在校址南边设置的简易操场15000平方米。
院系调整后，1952年电影学校参加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开办了新闻摄影专修科、洗印专修科及苏州美专转来的动画专修科三个两年制的大专班，洗印专修科除大专班外，同时招收了洗印中专班；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电影放映工作，举办了民族地区放映师资训练班。直到1954年，又先后举办了新闻摄影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放映师资训练班、俄文专修班等在职干部培训班。
1953年3月，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改名为北京电影学校。
1953年1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99次政务会议上做出决定。“……电影局应积极准备条件，争取四至五年内创办电影艺术学院，培养电影人才，首先是编剧、导演、演员……”。在电影事业管理局制定的电影事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列有在北京电影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北京电影学院的规划。文化部并根据政务院的决定为解决建院后的师资需要，一方面派一批留学生去苏联和民主德国等地学习电影编剧、电影摄影、电影美术及电影工程；组织专人到苏联考察电影教育；同时聘请苏联电影教育专家来校讲学培养师资。1955年11月由苏联专家B·伊万诺夫、B·卡赞斯基、A·西蒙诺夫、B·安东年柯主持授课，以培养师资为重点举办了导演、演员、摄影、制片四个专修班，学员都是来自各电影制片厂具有相当实践经历的创作和制作部门的在职干部，学制二年。学校同时配备了一部分师资力量协助苏联专家工作并随班学习。
苏联专家在专修班的讲授中，除了理论讲授外，更重视课间影片作业的实习，学校为此在原来演出科的基础上建立了实习办公室，增添了影片实习设备和教学辅助力量。四个专修班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先后拍摄了《小白旗的风波》、《众叛亲离》等九个联合作业影片片断，演员专修班又排演了舞台剧《仇敌》和《第十二夜》。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了《第十二夜》的演出，并接见苏联专家与学员，对专家的教学和学员的学习成绩给予了肯定和鼓励。
1955年7月，北京电影学院筹建小组“关于筹建北京电影学院工作的报告”，经文化部上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于7月24日亲自批示给高等教育部并由综合教育司于8月4日正式列人计划。
从表演艺术研究所第一个演员班到专修班这一电影教育的初建的历史阶段，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急需与发展输送了576名名专业的毕业生。这其中，如：郦子柏、印质明、赵联、庞学勤、李孟尧、孙羽、张天民、林汝为、林农、王炎、于彦夫、董克娜、杨静、于洋、张桂兰。李文化、魏铎、沈杰、常彦、阿达等一大批知名的艺术家以及汪流、余倩、刘国典、孔祥竺、韦彰等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
1956年6月1日，国务院批准北京电影学校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任命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王阑西兼院长，建院后，校址设在新街口外大街的小西天。专业学系设置为电影导演系、电影演员系、电影摄影系和放映师范专修科。同时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三个本科系（四年制）还要进行专业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招收了86名学生。他们正是新中国电影队伍中的第一批本科大学生。放映师范专修科招收了29名大专科学生。三个系的课程设置分：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讲座课。在共同课方面又分：政治课、文艺史论课、外语、体育课。教材、剧目、参考书目等方面虽也有中国民族艺术教育传统的内容，但教学计划的框架基本上采取的是苏联电影教育体系。 1958年8月，文化部批准建立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
1959年，增设了电影美术系，本科五年制。并进行了招生。
1960年，文化部决定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工程学院的电声、化工、机械三个专业班的新生及教工全部转人电影学院，建立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工程系。
1961年，建立电影文学系，由文化部文化学院转来二年级15名学生学习电影编剧和电影艺术理论，于九月初开学。
1963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撤消后，美术系在校学生转入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美术系（美61届）继续学习。
从1960年到1965年，由实验电影制片厂组织的本科生各届毕业班摄制的联合毕业作业，短故事片20部、71本，纪录片多部。其中《穿山巨龙》、《大木匠》、《父子俩》三部短故事片、《高炉电花》、《装卸之歌》二部纪录片曾在中国国内发行上映。
这一时期，教学对象主流是本科系各专业，但仍坚持着为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培养在职干部。1959年曾建立过短训部，为各电影制片厂培训了“新闻编导”、“新闻摄影”、“录音”、“洗印”四个专业的学员273名；这一年还举办了表演师资进修班，聘请苏联表演艺术家尼·潘可娃来校任教，1960年8月表演师资进修班结业，演出了苏联话剧《乐观的悲剧》。摄影系举办了“电视摄影干部短训班”、“科教电影摄影短训班”，导演系举办了“科教影片导演进修班”，工程系举办了“放映师范专修班”。作为教学改革的一项措施，1960年表演系试招收了一届初中毕业生的六年一贯制的两个教学班。
从1960年开始，学院摄影系先后接受了越南、柬埔寨、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派来的学习电影摄影的留学生，导演系也接受了阿尔及利亚的留学生。
1959年3月，北京电影学院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的委托，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摄制定期的新闻杂志片《北京新闻》，以反映北京市各条战线的建设、发展的新成就和新人新事，每月两期。与此同时，还摄制了《建设密云水库》及北京工业、北京农业等方面的大型纪录片多部。
《北京新闻》于1960年被评为北京市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到1962年秋共发行了63期，由于电影胶片进口锐减，市委决定暂停摄制。
六十年代初期，课程设置加强了史论课的建设，增设了《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艺术概论》，制定了《学生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电影教育完全陷于瘫痪。1970年5月，全体教职工下放部队农场劳动，接着又把全部校舍房屋、设备、影片资料、图书移交出去，电影学院被扫地出门。
这一时期，电影学校在压力下先后招收了“工农兵学员”的大专、中专、进修班等22个专业班。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经国务院批准又恢复了原建制北京电影学院。
文化部为迅速重建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3月建立了由副部长王阑西任组长，卢梦、 钟敬之、申伸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拨乱反正，恢复了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五个系本科的招生，文学系先以举办进修班主逐步恢复本科招生。举办表演师资进修班，各系并举办干部专修班。为给民族地区 培养电影干部，1981年招收了新疆、内蒙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表演、摄影、美术、录音四个专业的本科班。 1982年7月，罗光达、周传基以观察员身份赴澳大利亚参加 CILECT（国际电影、电视高等院校联络中心）会议之后，学院先后派出考察团考察了东、西方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电影电视教育的现状。
继学院学术委员会恢复、创办《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之后，建立了电影理论研究室，并先后组织了一系列有关电影美学、中国电影民族化的道路、中国优秀影片的创作实践、电影与电视等专题研讨会。教师们先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有影响的论文300余篇。各专业教师先后完成的理论专著有70余种，其中《摄影曝光控制》、《摄影镜头的性能与选择》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国家一级），《元美学》、《色彩学基础与银幕色彩》获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教材一等奖。1987年-1992年间获国家及部级优秀教材奖共9种。
在史论课的建设方面，重建了7个国家的“电影研究”课程以及35门选修课程。
实行“学年学分制”、“二·四制”（按本科招生，两年后根据学分成绩，少数学生按大专毕业，其余继续学习）并在1985年级6个专业的新生班试行。
毕业生在教师指导的毕业演出中，其毕业作业《中彩》、《童年往事》、《随风而去》分别获得国际大学生奥斯卡电影节奖和东京国际大学生电影节的特别导演奖等。

北京电影学院于1984年被吸收为CILECT的会员学校，并于1988年被选为理事学校。1991年6月6日，受CILECT的委托，由学院主持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电影、电视培训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亚太地区22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个高等影、视院校代表。
1984年，电影学院受权招收硕士研究生，并逐年扩展研究方向和扩大招生人数。此后又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研究方向为电影历史和电影理论的硕士研究生教学班。
1989年，建立了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培训中心，
1991年5月，学院制定了《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规划纲要》。
1992年，学院决定建立“金烛奖”、“北京电影学院奖”，前者为奖励在校工作成绩突出的教师和职工；后者则为表彰学院师生及历届校友在电影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的电影作品而设立的荣誉奖，以弘扬电影教育并推进中国电影艺术的提高。奖项分大奖、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奖七项，1993年5月5日，举行了首届“北京电影学院学院奖”、“金烛奖”颁奖大会，获奖作品及作者名单以金字镌嵌在校园的金字塔碑上。
1993、1994年，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建立了跨校双学位学制班。从1994年开始并扩大了研究生的招生计划。
1995年，与中国摄影家学会合作办学，成立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另外北京电影学院董事会也成立了。
2013年3月，教育部、北京市、国家广电总局签约共建北京电影学院，根据共建协议，北京电影学院还将在通州区建设占地面积500亩的新校区，建成后可保障6000名学生在校学习，将比目前的学生培养规模增加一倍多。
2015年，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建校65周年庆典活动； 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电影学院签署了关于联合办学的战略合作协议，北京电影学院相关专业的二级学院将陆续迁址到位于河北香河的中信国安第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