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安達種族大屠電影

Ⅰ 盧安達種族大屠殺元兇到底是誰

盧安達種族大屠殺元兇是【殖民者】

1994年4月，非洲內陸小國盧安達發生了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在3個多月大約100天的時間里，大批無辜平民被殺。死亡人數至今難以最終確定，有的說50萬，有的說80萬，有的說100萬。絕大多數被殺害的是圖西族。當大屠殺發生時，曾經有美國政治人物這樣問道：「誰是好人？」，意思是說兩個相互敵對的族群，哪一個是「好人」。這個提問一方面顯示出美國政治人物的無知，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站在美國的立場，如果是壞人殺好人，美國也許應該管一管，如果是好人殺壞人，美國有必要管嗎？雖然這個問題提得很無知，卻說明美國人的這種心態是確實存在的。但是，幾十萬、上百萬平民無辜死亡，用好人壞人來評價，有什麼意義？
盧安達大屠殺過去很多年後，對於這一大屠殺的反思並沒有結束。西方媒體和輿論一般都將大屠殺認定為種族仇視的結果，並且自我責備地承認，西方國家，包括聯合國，沒有及時制止這一屠殺行為。也有人指責美國在盧安達大屠殺發生後，自私自利，不願承擔自己對於國際社會的義務。而我更傾向於認為，盧安達大屠殺，是西方近代文明幾百年來所有惡果的集中體現。有人說它是難以避免的，即便美國早早出面制止，也阻止不了大屠殺的發生，最多減緩一點屠殺的程度。我認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西方文明被植入到盧安達後，盧安達國內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種文明的危害程度，出現大屠殺的結局，是一味照搬西方文明的必然結果。盧安達種族大屠殺，是繼納粹大屠殺之後，最大規模的一次種族清洗，兩者相距半個世紀。
盧安達大屠殺的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種族矛盾，而這個種族矛盾，完全是西方人一手人為製造的。早在歐洲人開始大航海後不久，16世紀的時候，盧安達就有了自己的國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圖西人、胡圖人的稱呼，但是，兩者並不是不同的民族，他們使用同一種語言，具有共同的信仰。差別在於胡圖人以種地為生，圖西人以放牧為生。事實上，胡圖人、圖西人的稱呼當時類似於「農民」和「牧民」稱呼的差別，放牧的圖西人如果改為種地了，就被稱為胡圖人，反之也一樣。兩者之間長期互相通婚，並沒有不共戴天的矛盾。將胡圖人、圖西人嚴格地區分開，甚至訂出高下等級的，正是後來進入的西方文明。
1890年，盧安達成為德國的殖民地，德國人首先將圖西人和胡圖人明顯區分開。德國殖民者將歐洲的種族主義理論引入盧安達，生硬地解釋盧安達原先「農民」、「牧民」的差別。德國人說，作為農民的胡圖人是從南邊移民過來的，皮膚更黑、身材較矮等；作為牧民的圖西族是從北邊移民過來的，皮膚較白，身材較高等。而且，由於北邊靠近尼羅河，文明程度更高，因此，圖西人在人種等級上，與歐洲人更接近，屬於等級較高的人種。
在盧安達，所謂胡圖人占人口總數約85%，所謂圖西人約15%。殖民者這種劃分的目的是，利用「等級」程度較高的少數圖西人，幫助殖民者一起統治人數更多的胡圖人。在歐洲殖民歷史上，對於殖民地這種挑撥離間的方式從一開始就存在，在美洲印第安人那裡，他們就經常使用這種方式。這種方式的目的在於，製造殖民地百姓的矛盾，防止他們團結起來，共同對付殖民者。歐洲殖民者在挑起矛盾後，自己便高高在上，處於調解的地位，時不常地利用這一派，打壓另一派。幾乎所有非洲國家現在的民族矛盾，都是歐洲國家人為製造的。
在東南亞他們也採取同樣的方法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如今，一些東南亞國家對於華人有著難以消除的敵意，這種敵意的來源，正是當年歐洲殖民者在東南亞統治時期埋下的禍根。當年在東南亞的歐洲殖民者，需要文化水平較高的華人成為他們高質量的勞動力和管理幫手，為此，他們不惜偷運、拐賣沿海地區的中國人。另一方面，殖民者又不想太多得罪當地人，於是，他們便在文化水平較高的華人與文化水平較低的當地人之間不斷製造矛盾，自己左右平衡。等這些殖民者走了以後，他們製造的矛盾，便成為長期難以化解的社會問題。在斯里蘭卡，尖銳的民族矛盾引發所謂「恐怖主義」，其根源也是殖民者挑撥離間種下的。在印度，殖民者這種挑撥離間、製造矛盾的手法，最終導致了三個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一個飛地（克什米爾）的出現，成為該地區長期動盪的不安定因素。西方這一手法的另一個重要成果就是以色列，他們用強行植入以色列的方式，在中東製造了難以化解的長期仇恨。
說遠了，還是回到盧安達。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它的殖民地大片失去，被其他歐洲國家占據。這個局面對於德國來說，導致後來希特勒為了爭取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間」而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此為題外話。德國退出盧安達後，歐洲小國比利時成為盧安達的宗主國。比利時在盧安達推行的種族主義政策，使得盧安達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而激化這一矛盾的工具，就是比利時引入歐洲的「科學」。比利時根據歐洲人種學理論，對盧安達的居民進行了大范圍的「科學測量」。在歐洲科學的歷史上，有一門學科叫做「顱相學」。「顱相學」誕生於啟蒙運動時期的法國，最初它的理論認為，顱骨的結構、尺寸等，能夠決定一個人的心理和意識，這種理論的一個實際用途，被認為可以提前發現有犯罪傾向的人。這種理論後來與種族主義結合：既然顱骨尺寸能夠決定心理和意識，同時心理和意識的差異，在種族進化的過程中也明顯存在，那麼，通過顱骨的測量，掌握不同種族顱骨的統計數據，就能判定一個種族的進化程度。雖然經過慘痛的二次大戰後，「顱相學」已經成為垃圾，但是，在它沒有被徹底否定之前，它確實是以科學真理的名義，為種族主義添磚加瓦。
比利時利用「科學」，將胡圖人、圖西人正式分為兩個種族。與此同時，他們又運用了歐洲現代文明制度，將這一種族劃分永遠固定，這個制度便是身份證制度。每一個盧安達人的身份證件上，都標明了種族，並且，這種標記也向後代延伸，只要身份制度存在一天，這一種族的劃分就永遠存在。與此同時，由於「科學」證實，圖西族的進化等級要比胡圖族高，因此，比利時殖民者與德國一樣，在政策上向圖西族傾斜較多。使得占人口15%的圖西族獲得更多的教育機會，盧安達殖民統治時期的政府及社會上層，主要被少數圖西族占據，圖西族也占據了較多的財富。對照來看，英國人當年在斯里蘭卡的做法，造成的後果幾乎一模一樣。當年受寵於殖民者的「民族」，在殖民者走後，成為被迫害、報復的對象，如同在東南亞某些國家的華人。
我們看到，盧安達種族矛盾的原因，一是歐洲人發明的種族主義，二是歐洲人引以為傲的科學。但是，它還沒有完。歐洲人發明的階級斗爭理論、國家主權理論、民族主義、民主制度等等，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對盧安達的種族屠殺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地獨立運動在全世界風起雲涌，盧安達也不例外。1962年，盧安達獨立，成立了共和國，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也引進了西方的普選制度，成為一個完全符合西方標準的民主制度國家。但是，盧安達至今仍然是聯合國認定的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之一。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的人，是否能從盧安達的苦難里，看清一點民主的真相？
由於歐洲殖民者人為劃分種族，激化社會矛盾，盧安達的圖西族和胡圖族早就開始出現沖突。隨著共和國的建立，隨著民主制度的實行，這種沖突開始具有了國家政策的含義。等級地位較低的胡圖族佔全國人口的85%，民主制度必然對胡圖族有利。西方民主的多黨制，在盧安達自然成為種族對立的工具。占人口絕對多數的胡圖人開始利用民主制度，對曾經高高在上的圖西族實行迫害，大批圖西族人成為難民，流亡國外。這里，又要說到西方文明另一個產物對盧安達產生的惡果。
民族主義是西方近代的發明，但是，這個發明有著內在的矛盾，對於不同的國家，會造成不同的後果。民族主義也可以叫做國家主義，它與國家主權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西方的民族主義有一個標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對於某些西方國家來說，這個標準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對於盧安達和周邊國家來說，這個標准就是在製造新的矛盾。我們知道，現代非洲國家的版圖並不是自然形成的，看看非洲地圖，筆直的國境線都是西方瓜分非洲的產物。而被瓜分之後，西方殖民地的成果，在前殖民地獨立後，又被新獨立國家在西方提倡的國家主權至上的觀念下照單全收。於是，殖民地劃分的國家版圖，首先確立國家主權，而不考慮民族問題。

對於盧安達來說，兩個主要民族，圖西族和胡圖族，並不只在盧安達存在，周邊國家，例如蒲隆地、烏干達等國，都有圖西族和胡圖族。殖民地留下的國家主義，將不同的民族劃分在不同的國家，並沒有形成像歐洲那樣所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府」。這個政策如果要在非洲實施，結果就只能像印度一樣，原本交錯在一起的不同民族，不得不大遷徙，將同一民族的人聚集到一起。這種方法，一是製造國家之間的對立和矛盾，二是導致無數人失去家園。如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關系一樣，不管是隔離還是混居，西方文明都在製造著難以化解的矛盾。從盧安達逃亡的圖西族難民，像被以色列逐出家園的巴勒斯坦難民一樣，居住在周邊國家，與周邊國家的圖西族聯合，開始對盧安達的胡圖族人統治發出挑戰

Ⅱ 1994年盧安達10個比利時士兵怎麼死的

盧安達是非洲中部一個僅有800多萬人口的內陸小國，國小名微，許多人甚至根本沒有聽說過它。然而，10年前，盧安達一度成為世界各大媒體上出現頻率最高的國家之一。1994年4月至7月，這個被稱殲塌凱為「千丘之國」的國家發生了一場震驚世界的種族滅絕大屠殺，在短短100天里，先後有100萬人被殺，成為20世紀的人類悲劇。

在盧安達大屠殺10周年前夕，《環球》雜志記者來到這個曾衫橋被鮮血染紅的國家。首都基加利是一座小城，城區分布在7座起伏緩和的山丘上，植物繁多，綠意盎然，頗具田園特色。盧安達人看上去很溫和，無論走到哪裡，都會有人熱情地同我們打招呼。整個城市很安全，就是在使館區，除美國使館保持戒備外，其它使館和國際機構看上去就像富裕人家的宅戶，既沒有高牆電網，也沒有荷槍把守的士兵。這種安寧在大多數非洲國家是難以想像的。

成堆白骨的述說

然而，我們知道眼前所看到的並不是基加利的全部，否則就無法解釋10年前發生在這個國家的駭人暴行。我們乘車前往基加利西南部166公里處的穆蘭比。也許是心理作用，當汽車沿著公路行進時，兩旁起伏的丘陵和蔥翠的芭蕉林在我們看來總顯得鬼影憧憧，幾乎可以觸摸到一種怪異的寂靜——那是成千上萬名死者的寂靜。我們的目的地在一個山坡上，那裡有三排平房，原是一座剛竣工的技術學校，10年前那場突如其來的大屠殺使這里和附近地區陷入一片血海。盡管以前就聽說過各種描述，但當我們走進屋子時，還是為眼前的恐怖景象震驚了：一張張木架子上堆滿了乾枯的屍體，其中不少殘缺不全，有的不見了頭顱，有的沒有了四肢，還有的遺骨上能看出明顯的刀傷或彈孔……為了防腐，本已風乾的骨骸又被撒上石灰，更顯得白森森的，空氣中彌漫著刺鼻的氣味。

眼前的恐怖場景無聲地敘述著10年前那血腥的一幕：1994年4月6日，盧安達總統、胡圖族人哈比亞利馬納和蒲隆地總統恩塔里亞米拉乘坐的飛機准備在基加利機場降落時墜毀，兩名總統和機上人員全部遇難。數小時後，以胡圖族為主的總統衛隊和以圖西族為主的盧安達愛國陣線在基加利市區爆發激烈沖突，沖突迅速蔓延至全國，演變成一場胡圖族極端分子對圖西族人的瘋狂殺戮。4月21日，躲藏在穆蘭比技術學校里的圖西族人遭到胡圖族武裝的屠殺，一天一夜間，有5萬多人倒在了血泊中。殺紅了眼的胡圖族民兵手持砍刀、棍棒和長矛瘋狂追殺圖西族人，甚至連老人、孩子和孕婦也不放過。現在穆蘭比大屠殺遺址收存有27000具屍骨。

警告被忽視

穆蘭比屠殺只是當時盧安達境內種族滅絕暴行當中的一幕。10年前的盧安達大屠殺是人類的悲劇，但更令人心痛的是這場悲劇本來可以避免。早在大屠殺發生前3個月，加拿大籍的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司令達萊爾將軍就曾向聯合國維和行動部報告：據可靠情報，胡圖族正在籌劃有計劃的屠殺，圖西族已處在危險之中。他要求盡快採取行動，收繳那些即將用於屠殺的武器。

但是，達萊爾等來的卻是異常冷靜的答復：「我們不能同意你在電報中所計劃的行動，因為它明顯超越了第872號決議(1993年)授予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的許可權……你應當通知(盧安達)總統，你已經獲得了有關胡圖族民兵行動的可靠情報，這些行為是對和平進程的威脅……但是，我們想強調的是，務必避免採取可能導致使用武力和不可預測的反應的行動。」

無奈，達萊爾只好奉命向比利時、法國和美國駐盧安達大使通報了他所得到的情報，但是警告依然沒有引起注意。幾年以後，曾經擔任聯合國維和行動部負責人及安南高級助手的里扎回憶說：達萊爾將軍的電報使他感到吃驚，「是的，確實有殺戮。暴力活動到處都是，但是並沒有劇烈的升級。幾周過去了，電報里所預測的情況並沒有發生。我想，就在我們沒有察覺的情況下，也就是在4月6日，局勢突然爆發了。」由於聯合國對達萊爾報告的忽視，胡圖族極端勢力氏喚得以舉起了屠刀。

比利時人撤走了

盡管達萊爾將軍本人對即將到來的屠殺早有預感，但是迅速蔓延的殺戮使無權使用武力的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束手無策。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令這位加拿大將軍更加憂慮。

4月7日，盧安達圖西族總理烏維吉利伊馬納在前往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避難途中被胡圖族軍人打死，奉命護送她的10名比利時維和軍人也遭殺害。比利時朝野震驚，遂決定撤回全部在盧部隊。聯合國秘書長加利竭力勸說比利時人留下，但見對方去意已定，遂表示希望他們把重型武器留下來，以供留守的聯合國部隊使用。

然而，比利時人在撤離時帶走了所有武器。比軍是當時駐盧安達維和部隊中裝備最好的，它的撤出不僅使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陷入困境，而且助長了胡圖族民兵的氣焰。後來發生的一切表明，胡圖族軍人殺死比利時藍盔士兵是一個陰謀，目的是逼迫比利時撤軍，以便肆無忌憚地對圖西族人下手。不幸的是比利時人果真鑽進了這一圈套。

聯合國在盧安達的維和行動是一個失敗，100多萬人的慘死使這個最大的國際組織顯得暗淡無光。聯合國秘書長安南1998年5月7日在盧安達議會發表演說時講了下面這段話：「我們應當而且也確實承認，在那段黑暗的日子裡，世界舍棄了盧安達。國際社會和聯合國沒能集中起政治意願來面對這場災難。世界必須對這一失敗表示深深的悔恨……所有關心盧安達的人們，所有見證過它的不幸的人們，是多麼希望我們曾經阻止了那場種族滅絕屠殺。」

聯合國躊躇不決

聯合國曾試圖採取行動，但由於美國的阻撓和其它原因始終沒能實現。面對迅速蔓延的屠殺，當時的秘書長加利致信安理會，稱除非向盧安達增派維和部隊，否則聯合國將無法在那裡履行職責。然而，幾個月前曾在索馬里遭受重挫的美國態度消極，其駐聯合國大使奧爾布賴特建議，在基加利保留「最小限度」的存在以顯示聯合國的決心。安理會決定象徵性地在盧安達保留270人，職責僅僅是調停停火和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鑒於盧安達形勢日益嚴峻，加利一再要求安理會重新考慮將大部分維和部隊撤出盧安達的決定，並呼籲採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內的行動去制止屠殺。但是，美國並不理會，奧爾布賴特在安理會發言時說，在許多問題尚未弄清之前就向盧安達增兵是「愚蠢的想法」。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譴責發生在盧安達的屠殺行為，但是並沒有使用「種族滅絕」一詞。

在大屠殺持續了近一個半月後，聯合國終於決定將聯合國駐盧安達援助團人數增加到5500人，並擴大其行動授權。此時，聯合國開始承認「(盧安達)或許已經發生了種族滅絕行為」。然而，奧爾布賴特援引「第25號總統令」向安理會其它成員國施加壓力，要求在滿足美國一大堆條件前不得向盧安達部署增加的維和部隊。

美國人為何一直躲躲閃閃？除了眾所周知的「索馬里綜合症」外，前美國國防部部長助理幫辦伍茲的經歷或許更能說明問題：柯林頓政府上台初期曾指示五角大樓列出世界上可能爆發危機的地方，以供白宮決策使用。熟悉非洲事務的伍茲把盧安達和蒲隆地問題列進名單，但是，他很快接到了上司的指示：「我們並不在乎盧安達或蒲隆地發生了什麼，把它們從名單中去掉。美國的利益不在那裡，我們不能把這些無聊的人道主義問題和諸如中東、北朝鮮等重要問題混為一談。」

然而，當湖水被鮮血染紅、河道被屍體堵塞、媒體將盧安達大屠殺告訴全世界的時候，美國的態度才開始轉變。曾經擔任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顧問的馬雷說：「從4月到6月，(美國)不願以任何方式捲入(盧安達危機)。然而，從7月以後，一種犯罪感開始出現，或許是因為(美國)什麼也沒干，也或許因為是它阻止了國際社會採取有效行動。」但是，一切都為時已晚。美國總統柯林頓1998年3月訪問盧安達，他在基加利機場對大屠殺倖存者發表講話時婉轉地向盧安達人表達了歉意。但他似乎並不想讓美國顯得有什麼特殊，只是說「國際社會，包括非洲國家，都必須對這場悲劇承擔責任。」

失敗，還是失敗

盧安達大屠殺發生後，面對世界的震驚、疑問，那些在紐約、華盛頓、巴黎、倫敦和布魯塞爾的政治家們也在指責、辯解和自責。然而，最痛苦的並不是他們，而是曾經親眼目睹大屠殺的達萊爾將軍。2003年10月，達萊爾所寫的講述盧安達大屠殺的《與魔鬼握手》一書在加拿大出版。他認為這是一本關於失敗的書：失敗屬於駐盧維和部隊，因為胡圖族極端分子在他們的眼皮底下殺死了100萬圖西族人和胡圖族溫和派；失敗屬於幾個西方國家，它們有能力但是卻沒有及時制止屠殺的蔓延；失敗也屬於聯合國，它沒能給身處困境的少量藍盔部隊以支持。達萊爾在書中流露出深深的自責，作為駐扎當地的部隊指揮官，他覺得自己是這失敗集體中的一員，甚至是最大的失敗者。

對於聯合國和外界來說，從盧安達傳出的消息只是一種表述，但對於達萊爾來說卻是血淋淋的現實。在大屠殺開始後的第三天，法國和比利時撤僑部隊飛抵基加利，完成任務後迅速撤離，達萊爾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些「吃得好，裝備更好」的歐洲人在他眼前匆匆而過。達萊爾再次懇請聯合國向盧安達增派部隊，後來的士兵多來自孟加拉國和迦納，裝備差且缺乏應對突發情況的能力，整個援助團僅有一部衛星電話。

後來情況越來越糟糕，在大部分維和部隊根據安理會的決定撤出後，達萊爾身邊僅剩下幾百名士兵，而此時的盧安達已經如同地獄一般：城裡缺水少電，街頭成了屠場，到處屍橫遍野，傷者悲號。盡管條件如此惡劣，達萊爾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人道使命，他和他的部下所建立的一個安全區使得兩萬多圖西族人和胡圖族溫和派躲過了殺戮。

大屠殺給達萊爾的精神造成了巨大創傷。在達萊爾看來，許多圖西族人之所以在局勢惡化的情況下沒有選擇逃離正是因為他們對維和部隊的信任，但結果卻遭到了背棄。達萊爾回到加拿大後經常借酒消愁，企圖以此來麻醉自己。他經常無端發脾氣，並兩次試圖自殺。人們曾在魁北克公園的長椅下找到他，他已經喝醉了，像刺蝟一樣蜷縮成一團。達萊爾經常會跟人提起盧安達，也經常會加上這樣一句話：發生在盧安達的屠殺其實只需要5000名裝備精良、授權明確的聯合國部隊就能夠制止。

但願噩夢永不再來

盧安達大屠殺留給世界的教訓是深刻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2004年初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防止種族滅絕大屠殺會議開幕式上說，上世紀90年代發生在前南斯拉夫和盧安達的事件「特別讓人感到羞恥」，因為國際社會有能力卻「缺乏採取行動的意願」來防止這類事件的發生。他認為，如果國際社會缺乏採取行動的意願，即使擁有最完善的預警機制也「毫無用處」。

這場悲劇更值得盧安達人思索。一名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認為，美國只是犯了「不作為」的錯誤，問題的關鍵在於盧安達人自身，是「盧安達人殺死了盧安達人」。此話不無道理。因為歷史原因，胡圖族和圖西族積怨很深，胡圖族極端勢力正是利用了人們的這種對立情緒。在由卡加梅領導的盧安達愛國陣線執政後，積極推動民族和解，淡化部族身份，現在盧安達人的身份證上不再有「胡圖族」、「圖西族」等字樣，而只寫明是盧安達人。一位年輕的小學教師說：「你們外國人為什麼總想按部族和血統來劃分我們。我們吃夠了苦頭，現在不再有什麼圖西族人和胡圖族人之分。」給中國醫療隊開車的加魯克是我們采訪過的人中惟一明確承認自己是圖西族的盧安達人。他的右臉上有一條長長的傷疤，從眼角一直到耳根，那是逃難時被胡圖族人砍的。然而，我們在采訪中能夠明顯感覺到，部族問題在當地是極其敏感的話題，人們神態和語氣上的閃躲總令人感覺到背後有許多隱隱約約的東西。

一部名為《盧安達旅店》的電影不久前在南非開拍，由曾執導過《以父親的名義》的特里·喬治擔任導演，尼克·諾特、喬阿金·菲尼克斯和唐·奇德爾等好萊塢明星聯合主演，影片講述了旅店老闆盧瑟薩巴吉納在大屠殺期間冒著生命危險救助1000多名難民的感人故事。由魯·派克執導的電影《四月》已在基加利開機，影片展現了一名胡圖族軍官和他的圖西族妻子在大屠殺中的心酸經歷。此外，根據加拿大作家科特曼徹的小說《基加利泳池旁的夏天》改編的電影也將於今年下半年開拍。派克說，電影或許是一個很好的證人，它能告訴人們「這里到底發生過什麼」。

基加利的晴空下，由藍、黃、綠三色組成的盧安達國旗顯得十分鮮艷。舊國旗中曾經有紅色，2001年通過的新國旗法將紅色去掉，理由是它易於使人聯想到鮮血和1994年的大屠殺。在離開盧安達時，我們真心祝願胡圖族人和圖西族人能夠和睦相處，讓仇恨和殺戮永遠成為過去。

背景

盧安達位於非洲中東部赤道南側，面積26338平方公里，人口840萬，其中85%為胡圖族，14%為圖西族，另有1%為特瓦族。

在歐洲人來到盧安達之前，胡圖、圖西兩個部族之間並沒有什麼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比利時獲得盧安達的委任統治權，給予膚色較淺的圖西族人以較好的受教育條件，使主要從事畜牧業的圖西族人很快在經濟、文化和社會地位等方面取得優勢，而從事農耕的胡圖族人則逐漸淪為社會底層。1962年宣布獨立，胡圖族人掌握政權，此後針對圖西族的暴力活動時有發生，數萬名圖西族人先後被殺，大批圖西族人跑到鄰國避難。

1990年，僑居在烏干達的圖西族難民組織盧安達愛國陣線與胡圖族政府軍爆發內戰。在周邊國家的調停和壓力下，1993年8月，盧政府和愛國陣線在坦尚尼亞北部城市阿魯沙簽署旨在結束內戰的和平協定。即將到來的和平令盧政府高層中的極端勢力感到恐懼，他們逐漸對哈比亞利馬納總統感到不滿，認為他在與愛國陣線的談判中讓步太多。1994年4月6日，哈比亞利馬納的座機在基加利機場附近墜毀。盡管此事至今沒有定論，但人們普遍相信飛機是被導彈擊落的，是胡圖族極端分子蓄意製造的一起陰謀，目的是嫁禍於圖西族。哈比亞利馬納遇難後，胡圖族軍人、民兵和平民對圖西族人展開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

兩封寫就悲慘歷史的電報

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司令法國將軍達萊爾1994年1月11日曾向聯合國維和行動部發出電報，報告盧安達胡圖族武裝正囤積武器，准備對圖西族大開殺戒。以下是這封電報的摘要：

「提供情報的人曾是(盧安達)總統的安全小組成員……胡圖族民兵過去的主要任務是抵禦盧安達愛國陣線、保衛基加利。自從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部署以來，他被命令對基加利的所有圖西族人進行登記。他懷疑這是為了將他們全部除掉。他舉例說，他的人可以在20分鍾內殺死1000名圖西族人……他准備向我們提供主要武器庫的具體位置……我們打算在未來36小時內採取行動……建議向提供情報的人提供保護並將他送出盧安達。本部在此類事情上沒有聯合國的先前經驗可循，故緊急請求指示。」

然而，聯合國維和行動部在接到達萊爾將軍電報的同一天以「超越許可權」為由，拒絕了他提出的收繳胡圖族民兵武器的請求。其回電內容摘要如下：

「我們不能同意你的電報第9段所計劃的行動，因為它明顯超越了第872號決議(1993年)授予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的許可權……你應當通知(盧安達)總統，你已經獲得了有關胡圖族民兵行動的可靠情報，這些行為是對和平進程的威脅……但是，我們想強調的是，務必避免採取可能導致使用武力和不可預測的反應的行動。」

無數人回憶起當年的大屠殺仍心有餘悸，有悔恨，有惋惜，有哀嘆……聽一聽他們的話語吧：

「我沒有別的選擇。我拿起大砍刀殺死了那個姑娘，然後又殺死了那個女人。」

——胡圖族人卡揚達回想起當年胡圖族軍人逼他砍死無辜的圖西族人時，感到悔恨交加

「我能夠饒恕，但我仍然記得所發生的一切，仍然心存悲傷。我想念我的母親……一切就像是一場夢。」

——在大屠殺中失去親人的烏瓦扎妮卡直到現在都無法忘記當時的悲慘情景

「我聽到了手榴彈的爆炸聲、槍聲和別的聲音。蘭多先生對我說：『太晚了。』這是他最後的話。我想，他就是在那時被殺死的。」

——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馬查爾上校回憶他在1994年4月7日早上接到的一個求救電話時說

「一旦這里有了像樣的紀念中心，我就解脫了，我就能搬到盧安達的另一個地方，找一份工作，開始新的生活。」

——在盧安達南部的穆蘭比大屠殺遺址，看門人努蘭吉拉幾年來一直看護著那些屍骨，希望人們能永遠記住那些慘死的人們

「就發生在1994年的盧安達種族滅絕屠殺的程度而言，10年是一段很短的時間……但是，10年間發生了許多事，國家重建取得了進步，和解已初見成效……」

——盧安達總統卡加梅2004年2月8日接受英國BBC電視台《熱點話題》欄目主持人多賽特采訪時認為，大屠殺造成的創傷正在逐步癒合

Ⅲ 如何評價血鑽這部電影有什麼內涵

《血鑽》評價：該影片的最成功之處在於從一個看似合理實則血腥的角度上，直接地向世界各個國家報道了一個最真實的非洲貧窮的、看不到更多希望的非洲。該片無論從藝術性還是商業性上，都可以被看作奧斯卡最大的競爭熱門電影。

在非洲從事鑽石走私的事情以及在遇到一位記者後，他的思想發生了重大扭轉，最終領悟了生活和愛的真諦的故事。該影片於2007年獲得包括奧斯卡金像獎以及美國金球獎在內的七項大獎的提名。

(3)盧安達種族大屠電影擴展閱讀：

劇情簡介

《血鑽》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紀九十年代處於內戰時期的獅子山。主人公丹尼·阿徹爾一個來自辛巴威的前雇傭兵，和所羅門·梵迪一個漁民。就是這樣擁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生活環境本不該有任何交集的兩個人，他們的命運卻被一顆罕見的粉鑽石緊密聯結在一起。

而在非洲，這樣一顆鑽石的確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活或是終止那個人的生活。所羅門本來只是一個普通的漁民，但是生逢亂世，被叛軍強制帶離他的家人去開采鑽石。在開采過程中所羅門發現了一顆罕見的粉鑽並冒險藏了起來。他知道如果事情敗露他將必死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