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五年計劃電影叫什麼

⑴ 中國電影史的百年簡史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05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中國電影從無聲、單機、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環繞立體聲巨幕電影，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以武術及以尚武崇德的俠義思想為主題的電影占據了中國電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說，中國武術促進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推廣和宣傳了中國武術。
中國電影史上的三次產業發展時期： 中國電影第一個產業時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電影誕生的第二年，1896年電影現身於上海開始，中國本土的電影業便從商業放映起步了。在經過蹣跚學步的萌芽期之後，到上世紀20年代，已經開始向私營化的產業發展，當時社會的資本環境與行業內的准備日漸成熟，民族工商業獲得了空前的機遇得以迅猛發展，個人/社會資本，更准確地說是「游資」的逐漸充盈，使得很多資本家們投資的目標開始瞄準電影這一新興行業。在這個行業里，人才和技術上的儲備正在豐滿，張石川、鄭正秋、羅明佑、黎民偉和後來的邵氏兄弟等一批電影人都是從搖籃期走過來的先驅者，他們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獵了電影行當中創作、製片甚至發行、放映幾個方面，所積攢下來的經驗使之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電影中堅。在技術上，初期設備使用和攝制過程都要依靠外國技術人員，但有了像羅永祥、董克毅、吳蔚雲等最早的一批技術人才的加盟，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備了上述條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為標志，電影公司迅速增長，到1924—1926年達到了高峰，據統計中國共開設有175家電影公司，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這個大浪淘沙過程中，「明星」、「聯華」、「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構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型大小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電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終當仁不讓占據著第一把交椅，將個人資本的運營方式發揮到了極致；1930年成立的「聯華」擁有院線的先天條件，形成「影院業與製片業之最初的聯合陣線」。羅明佑率先在一家私營公司里實現了制—發—放一條龍，他的經營思想在現在看來都是先進的，他試圖結束中國電影的個人資本經營時代，進入壟斷金融資本的高級階段。然而當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戰爭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體系時，只能是被描繪在紙上的美好前景，羅明佑成了一位悲劇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數量取勝的作風固然可圈可點，但它成功地開發了東南亞市場，發展到現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線之長足以獨立支撐起一部私營公司發展脈絡的活歷史。與此同時，三大公司不同的製片策略也為中國電影奉獻了不同的藝術形態，「明星」是「長篇正劇」的鼻祖、「聯華」是「文藝片」的源頭，而「天一」則把「稗史、神怪片」一脈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些影片的類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續。
三大公司是電影產業鏈中上游製片業的代表，而與之同步發展的中、下游發行放映業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經營的，西班牙人雷瑪斯的青蓮閣是第一個電影固定放映點，隨後建起了屬於自己的一條「院線」。到1926年雷瑪斯離滬回國時，他的動產與不動產相加總計不下百萬，足以號稱「電影大王」。雷瑪斯告老還鄉時，張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經理張長福終於等到時機，立即於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電影院，組成中央影戲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戲院為領銜戲院，又吸收了「中華」、「平安」，中央影戲公司直轄7家影院。這條國片院線的形成是製片商涉足放映業的標志，同時中國電影的院線開始了新的劃分。在北方，1918年開始經營北京真光電影公司的羅明佑將其屬下3家影院，於1927年與經營西片的發行業務的英籍華人、平安電影有限公司董事長盧根屬下的3家電影院合營，定名為華北電影公司。1929年華北電影公司進入全盛時期。羅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輪、二輪中外影片上映外，還以平津為中心，在石家莊、太原、鄭州、濟南、青島，乃至沈陽、哈爾濱擁有直接或間接管轄的院線，同時開展國內外影片的代理發行的業務，短短幾年時間控制了北方地區的電影發行放映，經營的影院達二十多家，把曾壟斷經營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為影院業名副其實的「華北王」。
面對中國龐大的市場和豐厚的回報，好萊塢八大公司紛至沓來，在上海和華北地區分別設有辦事機構。關於當時電影的放映數量，有數字顯示，美國電影以每年占進口影片數量平均80%以上的絕對優勢控制著中國電影的放映市場，甚至決定著影院業的生計。盡管國產片的總生產量只是進口影片輸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國的放映率和受眾人群來說，國產片的影響力並不遜色於以美國片為主的外國電影。 1937年後，上海電影業因時局波動而變化，以「明星」消亡、「聯華」解體、「天一」南遷為標志，老影業逐步消亡。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黃金歲月和產業蓬勃時期在抗戰炮火聲中戛然而止。
以前蘇聯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製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任務。
1945年抗戰勝利，憋了一肚子勁兒的電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為代表的傑作。
1949年2月，經過短期的籌備，在建國前夕的4月上旬，電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隸屬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袁牧之任局長。電影局成立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建立國家電影製片廠。
1950年，列寧和斯大林同志說著一口東北味兒普通話的蘇聯片《列寧在十月》上映。從此配音譯製片變成中國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時期先後建立的東北電影製片廠、北平電影製片廠、上海電影製片廠三大國營電影企業在歷史轉折之際，為新中國電影事業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國電影事業的規劃中，發行、放映同樣位置顯著，實現國有化的一體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終目標。因而，各地影片經理公司的建立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由關外推進到中原，在時間表上，與國營製片廠的創建可以說做到了兩翼並進。據統計，舊中國有678家電影院，半數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廣州、武漢、沈陽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數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電影局及所屬各製片廠的領導幹部共9人組成赴蘇訪問團，經過長達3個月的考察，回國後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電影工作者赴蘇訪問團工作報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該《報告》，各電影廠(部門)便相繼開始了大規模體制建設和調整，以蘇聯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製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產量下降而藝術質量上升，優秀和比較優秀的影片達到近30部，佔全年總數的1/3強，這一年在新中國電影的發展歷史上被稱之為「難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國電影的17年歷程有多種劃分的方法，就電影事業的發展而言，可分為兩大重要時期：從1949年開國到1957年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為起步、初創、建設的階段；1957年以後，經過1959年的「十年獻禮」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風」及1966年的「文革」，為穩定、發展、轉變的階段。中國電影在經歷了這17年的打造後，已經擁有了一份龐大的產業，家底堅實而雄厚。 中國電影第三次產業時期在時間和形式上與前兩次有所不同。「文革」後百廢待興，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不久挽救了瀕於崩潰的電影經濟，也使中國電影迎來又一次復興。但幾十年來形成的產業痼疾困擾著電影的發展，電視及多種娛樂方式的沖擊更使電影業的經營每況愈下，改革勢在必行。隨著中國性改革的不斷深化，電影業開始重新審視市場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紀90年代的一連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諾骨牌效應，促成了體制的變遷，這一切都是在推動市場化進程的力量下進行的。因此，這一次產業期的到來較前兩次而言，在意識上體現出了更多自覺。
進入21世紀後，對於電影業市場化的確定和認知，已經在全行業達成了思想的統一，但客觀上講這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1993年，10部「分賬大片」的引進和1999年中美談判結束，中國加入WTO開始進入倒計時，這兩大事件都著實給尚處於懵懂之中的中國電影業上了「市場」的一課。與狼共舞，是中國電影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在與國際接軌的不斷磨合中，才能漸漸地觸摸到市場的脈搏。「打破橫向的區域界限，打破行業割裂狀態，在大市場、大規模、全方位和全行業的基礎上，進行縱向資產聯營，進而重組市場，實現符合電影發展規律的新格局。」2001年，隨著市場觀念的深入人心，「院線制」的建設規劃被提上議程，12月18日出台了《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經過2002、2003兩年的強力推動，到了2004年，「中國已建成的36條電影院線，加入影院已經達到1188家，銀幕數為2396塊，比院線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塊銀幕。票房收入超過2000萬元的影院有5家，超過1000萬元以上的達到了15家以上。」
中國電影業市場化的方向確定以後，計劃經濟時代所形成的產、供、銷關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電影行業本身，打破了國有企業的單一主體，民營資本和境外資金開始進入，從製片業逐步擴展到發行放映業，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2001年，華語電影《卧虎藏龍》沖進奧斯卡，斬獲多個獎項，這給了中國人製作華語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機會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著海外、本土雙重投資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機》相繼問世，《英雄》贏得了2.5億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樣資金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無賊》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別占據了前三名，《功夫》是1.7億，《十面埋伏》是1.6億，《天下無賊》為1.2億。「借水行舟」使中國電影終於嘗試著下了海，並且開始學習游泳。 第一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當時，人們習慣稱其為「武俠電影」。 武俠電影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而發展到了第一次高潮。這個期間各種各類的武俠電影紛紛出現。
其武俠電影的急速發展，是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武俠小說等都有一定聯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據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改編並攝製成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歷史上人們也一直認為《火燒紅蓮寺》是中國第一部武俠電影。
當時紅極一時的《火燒紅蓮寺》，其票房和社會人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以後的3年內，為滿足觀眾的要求，《火燒紅蓮寺》的續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連當今美國巨片《蝙蝠俠》系列都會感到汗顏。《火燒紅蓮寺》說的是，湖南的瀏陽和平江兩地為爭碼頭而引發械鬥，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侖派和崆峒派，以及紅蓮寺廟等。劇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燒紅蓮寺》的連續18集，事實上形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以後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製作了兩集，從而使《火燒紅蓮寺》總共拍了20集。
在整個1929年至1931年期間，上海的50餘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餘部武俠電影，佔全部出產影片的60%。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中國電影受到了巨大的創傷，同時也導致了中國武俠電影第一次高潮的結束。
第二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二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術動作片和言情電影一樣，成為支撐香港和台灣電影業的兩大支柱。在這期間，涌現了一批代表這個時期武術動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員與導演。如李小龍、洪金寶等及以後的成龍、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製片公司首先拍攝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碧血劍》，之後，台灣地區也出現了武俠電影，如1960年台聯影片公司的《七劍十三俠》等。
1973年，中國武術動作片翻開了重要的一頁。《猛龍過江》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認的遠征歐洲打入世界影壇，並獲得成功的武術動作影片。同年的《龍虎爭斗》是李小龍與美國好萊塢華納影業公司合資生產的影片，成為中國第一部與國外電影公司合作的武術動作片。《死亡游戲》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最後一部影片，遺憾的是李小龍並沒有拍完這部電影就去世了。
此後，雖然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還繼續在生產，但作為群體性的武術動作片創作、拍攝、效應等逐步減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國電影的第三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首拍了劉曉慶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開了武術動作片的先聲。1982年由河南開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聯華電影聯合公司攝制的、李連傑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這期間，大量的武術動作片題材的影片誕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當》、《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時，武術動作片有了將動作片與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韻。
由中國內地所引發的武術動作片與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即相比較而言，在敘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現了一種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術動作片又有了一個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龍門客棧》、1993年《東方不敗》、《獅王爭霸》等對中國電影具有較大的影響。尤其是間隔了半個多世紀的《火燒紅蓮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連續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龍八部》等等，都對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有的武術動作片中，以出生於廣東佛山的黃飛鴻的武術生涯為題材的武術動作片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1949年的《黃飛鴻傳》至今，已有了100餘部關於黃飛鴻武術生涯的故事片。

⑵ 北京電影學院的北影淵源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延安電影團攝制了《延安與八路軍》的影片後，電影團團長袁牧之奉黨中央的指派於1940年夏攜帶該片的全部底片赴蘇聯莫斯科進行後期製作。袁牧之在蘇聯期間考察了莫斯科全蘇國立電影學院後，受到了很大啟發，產生了中國要發展人民電影事業也需要辦一個「中國自己的電影大學」的初衷。
隨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迅速進展，為迎接全國解放培養和積蓄幹部，根據中共中央東北局的指示，當時，人民電影事業的唯一基地，東北電影製片廠從1947年初開始，先後辦了四期電影幹部培訓班，先後培養了520餘名幹部，其中440名幹部參加了電影工作，70餘名參加了部隊及地方文化工作。這些訓練班堅持的辦學方向和教育方針為建立中國自己的電影教育事業積累了經驗。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周楊、夏衍以及袁牧之、陳波兒等新中國電影事業的領導人，面對舊中國遺留給電影園地的斷壁殘垣，規劃對它的改造、建設和發展時，感到需要一大批演工農兵、寫工農兵的電影專業人才。在一時還沒有條件辦起「中國自己的電影大學」的情況下，委派陳波兒從實際出發規劃實施。於是人民電影教育事業開始了它的初創階段。在陳波兒的領導下，謝鐵驪、巴鴻、王賡堯等經過籌劃，並經文化部、中宣部和周恩來總理同意，於1950年6月創建了中央文化部電影局表演藝術研究所（簡稱表演藝術研究所）。並於7月初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開始招生。 1950年9月14日，第一個大專三年制的演員班38名學生舉行了開學典禮。
表演藝術研究所由陳波兒擔任所長。所址設在西城區石老娘胡同4號院，後又逐漸發展了三處校舍，即：石老娘胡同9號院、受壁胡同、大成巷等四座四合院，佔地面積共3200平方米，房屋使用面積有2000平方米。表演藝術研究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支部，隸屬電影局總支，為第8支部。
演員一班於1951、1952年招收了兩次插班生，畢業時共有55名學生。
1951年新學年開始，又招了演員二班、編劇班，演員二班有24名學生入學，編劇班有37名學生。
1951年5月，表演藝術研究所改名為中央文化部電影局電影學校（簡稱電影學校）。
在當時，專業教師多是來自解放區、部隊和國民黨統治區從事革命文藝工作多年藝術家。任課教師先後有：王逸、嚴恭、謝鐵驪、陳懷愷、巴鴻、李露玲、肖龍、石聯星、唐遠之、耿西、許之喬、王震之、吳天、林藝等。當時在教學方面，開始學習已經介紹到中國來的蘇聯劇作及表演理論，並編寫了《演劇教程》等專業課教材。同時聘請了裴文中、金克木分別講授《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由王震之講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史東山和蔡楚生講授《電影特性》。此外，夏衍、周揚、馮雪峰、陳荒煤、於敏、俞平伯、丁玲、聶甘駕、孫家琇、艾青、老舍、盛家倫等著名文學藝術家，都來校進行專題講授。
表演藝術研究所時期，專業教師雖不多，教學計劃也比較單一，然而講授的課程卻涵蓋了文學、藝術的各個方面，學生接受的知識面很廣闊。這一時期，無專門教學設備，條件簡陋，練功就在四合院內磚地上，影片觀摩要到電影院去買票。教室、宿舍冬天都是燒煤球爐子。學生實行供給制，條件雖艱苦，學風卻是團結、緊張、活潑、嚴肅。
1951年秋，演員一、二班、編劇班先後赴湖北漢陽參加土地改革6-8個月。之後，編劇班又深人石景山鋼鐵廠參加車間工會工作和石鋼工人共同生活了三個月。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以孫明經教授為首的南京金陵大學電影播音專修科、以陳河聲教授為首的蘇南文化教育學院電化教育專修科、以錢家駿、范敬祥教授為首的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動畫專修科的師生連同三校的教學設備，調來電影學校。至此，電影學校成為具有藝術系科和技術系科的綜合學校。它標志著中國電影教育事業邁上了一個新台階。與此同時，學校遷入北京新街口豁口外皇姑墳新建的校舍。新校舍佔地3.3公頃，建築面積6900）平方米，其中排練廳300平方米、劇場（演出、放映1800平方米，教室、實驗室600平方米，另在校址南邊設置的簡易操場15000平方米。
院系調整後，1952年電影學校參加了全國高校統一招生，開辦了新聞攝影專修科、洗印專修科及蘇州美專轉來的動畫專修科三個兩年制的大專班，洗印專修科除大專班外，同時招收了洗印中專班；為發展民族地區的電影放映工作，舉辦了民族地區放映師資訓練班。直到1954年，又先後舉辦了新聞攝影幹部訓練班、第一期放映師資訓練班、俄文專修班等在職幹部培訓班。
1953年3月，中央文化部電影局電影學校改名為北京電影學校。
1953年1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199次政務會議上做出決定。「……電影局應積極准備條件，爭取四至五年內創辦電影藝術學院，培養電影人才，首先是編劇、導演、演員……」。在電影事業管理局制定的電影事業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列有在北京電影學校的基礎上建立北京電影學院的規劃。文化部並根據政務院的決定為解決建院後的師資需要，一方面派一批留學生去蘇聯和民主德國等地學習電影編劇、電影攝影、電影美術及電影工程；組織專人到蘇聯考察電影教育；同時聘請蘇聯電影教育專家來校講學培養師資。1955年11月由蘇聯專家B·伊萬諾夫、B·卡贊斯基、A·西蒙諾夫、B·安東年柯主持授課，以培養師資為重點舉辦了導演、演員、攝影、製片四個專修班，學員都是來自各電影製片廠具有相當實踐經歷的創作和製作部門的在職幹部，學制二年。學校同時配備了一部分師資力量協助蘇聯專家工作並隨班學習。
蘇聯專家在專修班的講授中，除了理論講授外，更重視課間影片作業的實習，學校為此在原來演出科的基礎上建立了實習辦公室，增添了影片實習設備和教學輔助力量。四個專修班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先後拍攝了《小白旗的風波》、《眾叛親離》等九個聯合作業影片片斷，演員專修班又排演了舞台劇《仇敵》和《第十二夜》。周恩來總理親臨觀看了《第十二夜》的演出，並接見蘇聯專家與學員，對專家的教學和學員的學習成績給予了肯定和鼓勵。
1955年7月，北京電影學院籌建小組「關於籌建北京電影學院工作的報告」，經文化部上報政務院。周恩來總理於7月24日親自批示給高等教育部並由綜合教育司於8月4日正式列人計劃。
從表演藝術研究所第一個演員班到專修班這一電影教育的初建的歷史階段，為新中國電影事業的急需與發展輸送了576名名專業的畢業生。這其中，如：酈子柏、印質明、趙聯、龐學勤、李孟堯、孫羽、張天民、林汝為、林農、王炎、於彥夫、董克娜、楊靜、於洋、張桂蘭。李文化、魏鐸、沈傑、常彥、阿達等一大批知名的藝術家以及汪流、余倩、劉國典、孔祥竺、韋彰等教授、研究員、高級工程師。
1956年6月1日，國務院批准北京電影學校改制為北京電影學院，任命電影事業管理局局長王闌西兼院長，建院後，校址設在新街口外大街的小西天。專業學系設置為電影導演系、電影演員系、電影攝影系和放映師范專修科。同時參加了全國統一招生。三個本科系（四年制）還要進行專業考試（含初試和復試），招收了86名學生。他們正是新中國電影隊伍中的第一批本科大學生。放映師范專修科招收了29名大專科學生。三個系的課程設置分：專業基礎課、專業課、講座課。在共同課方面又分：政治課、文藝史論課、外語、體育課。教材、劇目、參考書目等方面雖也有中國民族藝術教育傳統的內容，但教學計劃的框架基本上採取的是蘇聯電影教育體系。 1958年8月，文化部批准建立北京電影學院實驗電影製片廠。
1959年，增設了電影美術系，本科五年制。並進行了招生。
1960年，文化部決定新成立的北京電影工程學院的電聲、化工、機械三個專業班的新生及教工全部轉人電影學院，建立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工程系。
1961年，建立電影文學系，由文化部文化學院轉來二年級15名學生學習電影編劇和電影藝術理論，於九月初開學。
1963年，上海電影專科學校撤消後，美術系在校學生轉入北京電影學院電影美術系（美61屆）繼續學習。
從1960年到1965年，由實驗電影製片廠組織的本科生各屆畢業班攝制的聯合畢業作業，短故事片20部、71本，紀錄片多部。其中《穿山巨龍》、《大木匠》、《父子倆》三部短故事片、《高爐電花》、《裝卸之歌》二部紀錄片曾在中國國內發行上映。
這一時期，教學對象主流是本科系各專業，但仍堅持著為電影事業發展的需要培養在職幹部。1959年曾建立過短訓部，為各電影製片廠培訓了「新聞編導」、「新聞攝影」、「錄音」、「洗印」四個專業的學員273名；這一年還舉辦了表演師資進修班，聘請蘇聯表演藝術家尼·潘可娃來校任教，1960年8月表演師資進修班結業，演出了蘇聯話劇《樂觀的悲劇》。攝影系舉辦了「電視攝影幹部短訓班」、「科教電影攝影短訓班」，導演系舉辦了「科教影片導演進修班」，工程系舉辦了「放映師范專修班」。作為教學改革的一項措施，1960年表演系試招收了一屆初中畢業生的六年一貫制的兩個教學班。
從1960年開始，學院攝影系先後接受了越南、柬埔寨、阿爾及利亞、印度尼西亞派來的學習電影攝影的留學生，導演系也接受了阿爾及利亞的留學生。
1959年3月，北京電影學院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的委託，由學院實驗電影製片廠攝制定期的新聞雜志片《北京新聞》，以反映北京市各條戰線的建設、發展的新成就和新人新事，每月兩期。與此同時，還攝制了《建設密雲水庫》及北京工業、北京農業等方面的大型紀錄片多部。
《北京新聞》於1960年被評為北京市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到1962年秋共發行了63期，由於電影膠片進口銳減，市委決定暫停攝制。
六十年代初期，課程設置加強了史論課的建設，增設了《中國電影史》、《外國電影史》、《藝術概論》，制定了《學生必讀書目和選讀書目》。
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電影教育完全陷於癱瘓。1970年5月，全體教職工下放部隊農場勞動，接著又把全部校舍房屋、設備、影片資料、圖書移交出去，電影學院被掃地出門。
這一時期，電影學校在壓力下先後招收了「工農兵學員」的大專、中專、進修班等22個專業班。
「四人幫」被粉碎後，1977年經國務院批准又恢復了原建制北京電影學院。
文化部為迅速重建北京電影學院，1978年3月建立了由副部長王闌西任組長，盧夢、 鍾敬之、申伸任副組長的領導小組，撥亂反正，恢復了導演、表演、攝影、美術、錄音五個系本科的招生，文學系先以舉辦進修班主逐步恢復本科招生。舉辦表演師資進修班，各系並舉辦幹部專修班。為給民族地區 培養電影幹部，1981年招收了新疆、內蒙地區少數民族學生的表演、攝影、美術、錄音四個專業的本科班。 1982年7月，羅光達、周傳基以觀察員身份赴澳大利亞參加 CILECT（國際電影、電視高等院校聯絡中心）會議之後，學院先後派出考察團考察了東、西方一些經濟發達國家電影電視教育的現狀。
繼學院學術委員會恢復、創辦《北京電影學院學報》之後，建立了電影理論研究室，並先後組織了一系列有關電影美學、中國電影民族化的道路、中國優秀影片的創作實踐、電影與電視等專題研討會。教師們先後在《北京電影學院學報》及報刊、雜志上發表了有影響的論文300餘篇。各專業教師先後完成的理論專著有70餘種，其中《攝影曝光控制》、《攝影鏡頭的性能與選擇》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獎（國家一級），《元美學》、《色彩學基礎與銀幕色彩》獲廣播電影電視部優秀教材一等獎。1987年-1992年間獲國家及部級優秀教材獎共9種。
在史論課的建設方面，重建了7個國家的「電影研究」課程以及35門選修課程。
實行「學年學分制」、「二·四制」（按本科招生，兩年後根據學分成績，少數學生按大專畢業，其餘繼續學習）並在1985年級6個專業的新生班試行。
畢業生在教師指導的畢業演出中，其畢業作業《中彩》、《童年往事》、《隨風而去》分別獲得國際大學生奧斯卡電影節獎和東京國際大學生電影節的特別導演獎等。

北京電影學院於1984年被吸收為CILECT的會員學校，並於1988年被選為理事學校。1991年6月6日，受CILECT的委託，由學院主持召開了「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電影、電視培訓研討會」，出席會議的有亞太地區22個國家和地區的35個高等影、視院校代表。
1984年，電影學院受權招收碩士研究生，並逐年擴展研究方向和擴大招生人數。此後又同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了研究方向為電影歷史和電影理論的碩士研究生教學班。
1989年，建立了北京電影學院國際培訓中心，
1991年5月，學院制定了《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期間發展規劃綱要》。
1992年，學院決定建立「金燭獎」、「北京電影學院獎」，前者為獎勵在校工作成績突出的教師和職工；後者則為表彰學院師生及歷屆校友在電影創作上取得突出成就的電影作品而設立的榮譽獎，以弘揚電影教育並推進中國電影藝術的提高。獎項分大獎、編劇、導演、表演、攝影、美術、錄音獎七項，1993年5月5日，舉行了首屆「北京電影學院學院獎」、「金燭獎」頒獎大會，獲獎作品及作者名單以金字鐫嵌在校園的金字塔碑上。
1993、1994年，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合作建立了跨校雙學位學制班。從1994年開始並擴大了研究生的招生計劃。
1995年，與中國攝影家學會合作辦學，成立了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學院；另外北京電影學院董事會也成立了。
2013年3月，教育部、北京市、國家廣電總局簽約共建北京電影學院，根據共建協議，北京電影學院還將在通州區建設佔地面積500畝的新校區，建成後可保障6000名學生在校學習，將比目前的學生培養規模增加一倍多。
2015年，北京電影學院舉行建校65周年慶典活動； 中信國安投資有限公司與北京電影學院簽署了關於聯合辦學的戰略合作協議，北京電影學院相關專業的二級學院將陸續遷址到位於河北香河的中信國安第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