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周浩

Ⅰ 表面是演員，實際是大學老師的7位明星，他們的學生佔半個娛樂圈，都有誰

娛樂圈是一個藏龍卧虎的地方，其中不乏一些身兼多職之人。他們是光鮮亮麗的明星，然而他們又會化身為各大高等院校的老師，站在講台前教書育人，為娛樂圈輸入一批又一批的後備人才。這些明星們有的曾經當過老師，有的現在仍是老師，當然他們也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在娛樂圈發展得很好。下面就讓我們盤點一下這些娛樂圈裡的「老師」明星們，細數一下到底有哪些人呢？

1、張頌文

1972年12月27日生於吉林長春，內地影視女演員、導演，1995年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系中戲表演系老師。1993年，因在張藝謀的電影《活著》中飾演啞女鳳霞一角而出道。2002年，出演管虎執導電視劇《黑洞》；同年執導音樂劇《金沙》。2011年7月，擔任張藝謀執導電影《金陵十三釵》的表演指導。2014年10月，擔任話劇《鬼吹燈之精絕古城》總導演；同年獲得首屆「演員形象榜」公眾形象金榜優秀演員獎。

Ⅱ 電影《中國門》觀後感,600字

關於中國高考和大學生出路等題材的紀錄片，我曾看過同時出品於2007年的周浩導演的《高三》，和杜海濱導演的《傘》（描述上海地區大學畢業生求職壓力的第三段）。北京電影學院張獻民教授在一篇網路文章里，曾對福建武平一中拼高考的《高三》里關於中國高考這件事，表達了反感：「反感之盛，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無可逃避，此一生，彼一生，無可逃者，唯死亡而已。現在比死亡多一位，守在成人儀式上。」

幾年之後，王楊導演的紀錄作品《中國門》，把我們帶到甘肅會寧縣這個遠在大西北的知名高考狀元縣城，讓我們見識了匯集自四方貧窮農村孩子的會寧一中，如何從校長，老師到家長，將通過高考以冀望經濟脫困，階級翻身的層層壓力，加諸這批日夜苦讀的學生身上。其實，《中國門》在這個議題上的關注面，展開得更為寬闊。它不但紀錄那些徹底失去青春，只剩日夜背書的甘肅農民孩子，也將鏡頭轉到北京，訪查那些瑟縮在唐家嶺地區如貧民窟一般，只能在街頭干臨時工的來自外地的大學畢業生。此外，本片繼續帶我們前往上海，見證一位從小被迫學鋼琴的都市中產階級女孩的不快樂成長經驗，和一群帶著走路還不穩的寶寶的年輕父母們，在「高級早教機構」的幼兒班裡，參加讓幼兒可以更早地「更聰明」的收費昂貴的英語訓練課程。

一方面，我極為同意張獻民對高考的反感。通過高考窄門所編制的成功，翻身，出人頭地的「中國夢」，這個不僅適用於中國大陸，也遍及各個華人社會的，似乎一直醒不過來的連環噩夢。現代版的科舉機制，和他所繼續強化的封建價值和社會控制，正牢牢鞏固這一套念書、升學、高考的完美而封閉的系統里。現在，通過高考以改變個人命運的思維，還可以跟「中國崛起」以改變國家命運的論述扣在一起：貧窮階級通過考上大學，走向經濟發達的城市生活，而以「更快更高更強」作為不只奧運更是經濟建設指導原則的中國，更讓國家經濟發展成為唯一價值與意識形態，和農村活都市青年追求生命之小我和大我意義的絕對方向。

在《中國門》里，北京一位來自農村的青年堅定的說：「我覺得我不笨，也夠勤勞，我相信我以後一定會好的，所以我決定留在北京。」抱著如此「中國夢」的年輕人，和那些抱著「美國夢」的各國移民，一樣地可敬，也一樣地悲哀。他們認為大都會里遍地都是機會，只要自己肯干，終能有出頭的一天。他們無法看到今日美國或中國之資本市場的結構性剝削，早已讓大多數底層的勤奮勞動力，恐怕永難翻身，只能在階級化社會里原地打轉，甚至消失。

有趣的是，導演王楊在這部影片，以及他對作品的闡述里，透漏出他對高考的一種更為復雜、開放的觀點。影片確實清楚呈現了農村與都市青少年，同樣沉重的不同壓力，但是他認為高考帶來的生活噩夢，與它給農村孩子弟提供的希望與可能，是相伴相生的。因此，在導演如是的提醒下，我們也許應該暫時稍微抽離「這些孩子正在被新科舉壓迫得喘不過氣」這類立即的閱讀效果，以思考「高考」與「中國夢」的辯證意義；如果「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中國經濟改革，盡管帶來了資本主義與貧富差距加劇等各種問題，但許多可能{包括未來的政治改革）也得以從中發生的話，那麼，讓更多青年拼進大學這件事，不也能以同樣的邏輯，期盼在那些想通過高考以改變個人命運的人里，將有一小部分的人得到基進反思的機會，終成未來改造中國命運的隊伍？

我忽然想到一位目前在廣州媒體工作的年輕朋友，正式來自於甘肅嘉峪關附近的青年。這位令我敬佩的好友，高考勝出進入北大，來到都市求學、工作，但他自己早早建立了深刻的省思能力，能夠批判地看待自己的與國家的諸般問題，並且在平面媒體工作里，開始產生了無可忽視的影響力。《中國門》里那些凌晨五點半即湧入會寧一中開始背書的農村孩子，也極可能還藏著好些位將要真正改變中國未來的種子，值得我們在困頓中抱著期待。

（摘自「機不可失」cnex紀錄片影展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