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的橋

❶ 電影八佰最後為什麼過橋時日本人開槍

在看《八佰》的時候，有很多值得回味的細節，比如當時為什麼要義無反顧的沖橋？日本人為何要在那個時候開槍？

（一）撤離四行倉庫

和之前在四行倉庫的戰斗相比，在最後離開倉庫過橋的過程中，四行倉庫守軍遭到日軍機槍掃射，出現了部分人員傷亡，其中就包括實際的戰場指揮官楊瑞符營長，確實是比較憋屈的，可能很多觀眾都會覺得，與其如此，還不如繼續在四行倉庫堅持戰斗，像死守寶山的姚子青營一樣，戰斗到最後一個人，打死一個夠本兒，打死兩個賺一個。

所以說，和在四行倉庫的堅決戰斗相比，八百勇士真正的遭受的屈辱其實並不是日本人給予他們的，而是在撤離四行倉庫之後，進入租界才開始的，而且是當時中國的所謂的友邦給予他們的。這也是中國在當時的國際秩序中的地位的反映。中國人不怕死，尤其是為了抵抗侵略，都願意捐軀報國，但列強卻不允許中國抵抗，要制止中國人抵抗。這才是更大的屈辱。

❷ 電影《人生》的主人公的人生道路選擇是正確的嗎影片中的橋有何象徵意義

看過這部影片，也帶給我人生中第一次強烈的生命震憾！它第一次將命運的選擇擺在面前，讓你體驗選擇的痛苦與艱難，更讓你體驗命運的無奈。只有看過它才能理解人生的苦澀，令你變得更成熟。每看到它就會讓我想到無數擁有夢想的年輕人，一如當年的我，雖然各自的夢不同，但在實現夢想的爭扎中，面對一次次的選擇，事到如今怎樣評價，那種沉重和深沉，如今只能沉默不語，如同最後黃沙路上慢慢走著的主人公——與整個人生漫無盡頭的憂郁相比，其它的一切都太過渺小了。

《人生》簡結流暢的述事，經典的情節暗示，淡漠的色調，彷彿都表達著主人公心中沉重的人生感悟。這部影片是中國電影的里程碑，獲得了當時中國電影的最高榮譽——最佳電影獎。無論以前或以後，我至今再未看到任何其它國產電影能達到如此的水準。遺憾的是今天的中國電影人已經沒有人會思想這樣深刻的內容了。

周里京在這部電影中的表演，完全達到了世界級影星的水平。但可能外國人不理解中國國情，會看不懂這部電影吧。我一直認為能代表中國演員濟身世界的只有周里京和周潤發二人（梁朝偉也屬演技一流，但身形偏矮）。可惜中國大陸再沒有優秀的產品，使周里京沒能更輝煌，很可惜。

看不懂《人生》，你不知道自己的不幸的；

看懂了《人生》，你知道自己是不幸的。

認識人生的選擇，男人必須看《人生》。

閉上眼，高家林端著饃筐慌忙地走過。睜開眼，騎毛驢、蓋紅紗的劉巧珍在淚光中頻頻回頭。

淚水總是這樣無聲地流下來。整整20年了，《人生》還是以這樣刻骨銘心的方式，屢屢帶著一些木紋樣厚重的記憶回到人們眼前。也許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一部《人生》曾引發了全國關於道德觀、價值觀的一場大討論；也許更加沒有人知道，這是第一部被選派參加奧斯卡評選的國產影片。

故事其實不復雜。一個改革開放之初的農村青年，為了進入城市，奮斗又奮斗，碰壁又碰壁，掙扎又掙扎，最後，覺醒又覺醒——《人生》，似乎更像是中國版的《紅與黑》，千千萬萬中國農村青年的個人奮斗史和血淚史。

但《人生》的價值，卻遠不止於如實記錄了80年代特定的中國國情，它有著超越情節本身的動人力量，當鏡頭在茫茫的黃土地、曲折的山路以及一片貧瘠的山村中拉開時，讓我們重回電影，尋找答案。

1982年第三期《收獲》的文學雜志上，正式發表了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這個新生兒的誕生，旋即成為中國文壇上引人注目的作品，被視為當代文學具有開拓性的力作。

當時，中國文壇已出現了不少探索人生的作品，當有的小說把人生引向宗教、引向虛無、引向自我、引向生存競爭的時候，《人生》這篇小說卻「反其道而行之」，把「人生的意義引向火熱的中國變革的現實生活中，鄭重而嚴肅地提出了一個關於人生觀」的嚴肅命題。

於是，《人生》的轟動便由文壇走向至世界、大學校園、工廠農村，隨著同名電影改編拍攝的巨大成功，有關「高加林與劉巧珍的愛情悲劇」，旋風般地在全社會、在港台甚至跨出國界，在日本、法國、蘇聯、英國等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國度里，掀起了一場此起彼伏是是非非的大討論。數百家國內報刊、電台、電視，紛紛揚揚，爭先恐後地開辟各類專欄或專題節目，為不同文化層次、不同生活經歷、不同生活領域的人們，提供「讀後感、觀後感」之類的討論場所，一時間，直到高加林和劉巧珍的人比知道路遙的人還多得多，人們為此爭吵得一塌胡塗。尤其在大學生宿舍，男男女女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拳腳相加。作者本人也被青年人推崇為「人生顧問」，來信，來訪，座談，演講，把路遙忙得不亦樂乎。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罵得狗血淋頭的同時，也把憤怒的子彈對准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賣菜的老太太曾追在周里京的後面，罵他「這就是那個沒有良心的高加林小子」，以致很有希望成為「最佳男演員」的周里京，在電影「百花獎」和「金雞獎」評選中，吃了不少「啞巴虧」。

當周里京在好多場合遭到不應有的冤屈和辱罵時，「劉巧珍」的扮演者吳玉芳卻處處受到同情和歡迎，她走起路來，不必像周里京那樣提心吊膽，甚至一些懷有同情心的年輕人，斗膽向吳玉芳發出求愛的信號…… 說起《人生》，就一定不能忽略路遙。寫於1982年的《人生》，是個僅僅13萬字的中篇，它在發表之初，就已經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到了1984年，吳天明將它搬上銀幕，更造就了青年人關於人生價值的熱烈討論，一時蔚為大觀。

以自己為藍本，《人生》是農民的兒子路遙寫的一本主角為農民的書，而高加林的人生，既是路遙人生的一部分，又是80年代大多數農村青年的人生。

平心而論，路遙並不是一個天才作家，他的好處在於真誠。把生活的苦難和殘酷寫出來，也並不是路遙的特色，能夠把年輕人的貧窮、窘迫寫得如此無辜、純潔甚至可愛、可敬，才是他不同凡響之處。貧窮不是罪過，寒酸不是低賤，落魄依然純真，這正是高加林們心靈的詩意，也包含著生活的真理——這樣的人猶如一個貴族，應當得到尊重。

多年來，路遙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勤奮克己，積勞成疾，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於是，感動人們的，與其說是電影《人生》，不如說是路遙那聖徒般仰望理想、執著信仰的一生。1992年11月17日，黃土高原開始落雪，路遙遠去，時年42歲。在他身後，伴隨《人生》成長的人們痛哭失聲，《人生》也由此成為無數人心底深處滌盪不盡的一方烙印。它在正統文學史上沒什麼地位，卻在青年人中默默流行二十年。原因或許在於，當年高加林面臨的生存困境，至今仍是廣大農村青年面臨的困境，對於眾多渴望憑一己之力拚命向上爬的求學者、打工者來說，他們甚至面臨著更殘酷的生存壓力，而《人生》中不屈不撓的信仰，在任何一個時代，都能為苦苦掙扎的下層青年帶來溫暖和撫慰。

《人生》已屬過去，人生遠未停滯。再讀路遙，發現他正在另一個時空為這個世界做著悲情的注腳，眼睛純凈而疲憊。

1984年，《人生》旋風般在全社會掀起了一場是是非非的大討論。報刊、電台、電視、工廠農村、大學校園……關於《人生》的「飛短流長」，散遍了每個角落。作為一部引發80年代「人生」大討論的作品，《人生》無疑有著深刻的時代印記。它的悲劇建立在一種廣泛的社會制度上，「城鄉差別」、「戶籍制度」、「官文化」、「關系學」、「門當戶對」……就是那場爭鳴的關鍵詞。

因此，《人生》所體現的，不僅僅是高加林的悲劇，而是那個時代所有農村青年的悲劇——他們在一個較小的社會氛圍中出生，一個小的宗族中成長，接受不健全的小學、中學教育，不完整的家庭教育，以一種不滿、驕傲、憧憬和一種無所畏懼的自信去大城市讀大學、工作，城鄉文化差異帶給他們一種深深的傷害，這中間，有掙扎、有撕裂、有抉擇，也必然有放棄。就像高加林一樣，他也不想走一個大圈子，最後再夾個行李卷回到出發點：他無法突破的，是城鄉差別的深深鴻溝。

這是對80年代相當真實的再現。一個農民的普通孩子，在很長時間內是沒有任何途徑走出農村的。從1977年開始，高考才成為他們進城的一條獨木橋。80年代後期，個別富裕的農民也可以花大約一萬塊錢買一個城鎮居民的身份了，看起來更像是一種贖身。即便破除了劃地為牢的戶口制度，撤銷了農民進城的禁令，《人生》中高加林與巧珍的悲劇，仍在不斷地上演。直到今天，城鄉兩級的戶籍制度有所松動了，以「農」字為恥的國民心態仍然沒有改變，實際利益的歧視更加不勝枚舉。城鄉二元對立的悲哀，絲毫不輸於《人生》所存在的80年代。

是的，由一部電影引起全社會爭鳴的情形一去不返了，《人生》的傷痕卻從未遠去。

愛情的描寫異常動人。愛情的真相卻很殘酷。大馬河橋上，雪花飛飄。巧珍哽咽地說：「加林哥，我盡管愛你愛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不識字，給你幫不上忙，還要拖累你的工作……」她搖搖晃晃跨上自行車走了，狗皮褥子掉在了雪地上……

高加林和巧珍的愛情悲劇，或許一早已經註定。有文化的高加林始終想的是怎樣走出貧瘠的山川，他沒有對大字不識一斗的巧珍說過一句「我愛你」。而高加林接受巧珍，更多的原因或許出於他在農村的困頓。困境下的愛情，往往徒有其形而已，文化上、精神上的差異才是他們之間最大的障礙。重溫《人生》，才明白一顆總要飛得更遠的心，是永遠無法與生了幾只豬崽又死了幾只這般平淡的生活絲絲入扣的。長相思，在長安，誰說美麗的巧珍不是錯付了一腔痴情呢？

愛情是無常的，幸福卻是真實的。對於巧珍來說，馬拴的一句話「我一輩子就是當牛做馬，也不能委屈了你。咱鄉里人能享多少福，我都要叫你享上……」何嘗又不是一種真正的幸福？幸福千千萬，存於心而不是顯於形。對於高加林來說，做了場好夢，猛摔下來，他也不該惋惜失去愛情，他的愛情不在這里。

人生可以殘酷，愛情可以無果，世事可以變遷，信天游卻是不滅的。沒有那些痛徹心扉的「信天游」，《人生》的魅力至少喪失近半。

月光下，馬車上，順德爺回憶起年輕時候放棄的戀人，「我死不了，她就活著！她一輩子都揣在我心裡……」高加林和巧珍黯然淚下。老人蒼老的嗓音吟唱起《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有句話兒留，手拉著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悲涼入骨，催人淚下。《人生》轟動後，《走西口》、《蘭花花》、《叫一聲哥哥你快回來》這些動人的「信天游」也傳唱大江南北。它們的原唱，就是被譽為「黃土地上的夜鶯」的馮健雪。

人說「信天游」是可以「醉」死人的，這大致是不錯的。即使離別了《人生》二十年，每當聽見那些讓人揪心扯肺的信天游，心裡總會有種想哭的感覺。多少次在夢中，我們一次次回到古道西風的黃土高原上，又聽見美麗善良的巧珍深情地哼唱起讓人心都要裂痛的信天游：

「雞蛋殼殼點燈半炕炕明，

燒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窮……」

上河裡的鴨子下河裡的鵝，

一對對毛眼眼照哥哥，

煮了那個「錢錢」下了那個米，

大路上摟柴，我了一了你。

清水水的玻璃隔著窗子照，

滿口口白牙對著哥哥笑，

雙扇扇的門來單扇扇的開，

叫一聲哥哥你快回來，你快回來……

一個西北後生，一雙渴求的眼睛，確切地說，應該是一個不安分的靈魂——高家林，這是80年代每一個看過電影的人都認識的形象。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黃亞萍覺得，這個年輕人既像保爾·柯察金，又像於連·索黑爾，具有自覺和盲動、英雄和懦夫、強者和弱者的兩重性格。

在當年的大討論中，多數人對這個中國的「於連」嗤之以鼻，高加林被稱作一個利用女人往上爬的小人。其實，他也不過是一個復雜到相當真實的、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不甘命運的安排，左沖右突，苦苦尋找著人生的出路。悲劇命運不是他的錯，覺醒和抗爭也不是錯，錯在他無力改變的社會現實。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罵得狗血淋頭的同時，也把憤怒的子彈對准了扮演者周里京。那時周里京正處在表演的顛峰狀態，劍眉星目，英俊逼人。影片中，他穿著破爛的毛藍制服，手扶撅柄，臉上的表情說不出是絕望，頹廢，不甘還是思索——他把一個被人生作弄的農村青年演繹得淋漓盡致，讓人們無比痛心。

影片中，當巧珍蹲在河畔上刷牙，村民們指手畫腳、議論紛紛，彷彿看見外星人一樣驚訝。一直覺得這部電影其實是在說，一個人若想超脫於現實是要付出代價的，高加林是這樣，巧珍一樣如此。她土而不俗，不知書卻達理，自卑而不自賤；她愛高加林，如痴般地愛著，但絕不向愛乞求，她自始至終沒有失掉自己的尊嚴；她恨高加林，但怨而不怒；她曾對妹妹說，「二姐沒念過書，但心裡喜歡有文化的人。」理想如同一個個肥皂泡，如同天空中的白雲遙不可及，巧珍沒有追尋理想的雙翼，只有捧著為高加林納的新鞋，流著淚水嫁給了別人。

上海姑娘吳玉芳，把這個角色演繹得委婉動人，一度成為許多青年眼中「完美對象」的標准。1985年，先天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劉巧珍」，讓剛剛20歲的吳玉芳登上「百花獎影後」的寶座。那時的吳玉芳，婀娜清秀，有望星途爛漫。定睛再看時，她已經與80年代的「乒乓王子」江嘉良結為伉儷，激流勇退了。戲如其人，生活中的吳玉芳也是位賢妻良母型的女性，為支持江嘉良的事業，她甘心退居幕後，為家庭默默奉獻。1997年以後，在丈夫的多次提議下，吳玉芳又重回銀幕，開始接拍電視劇。

然而「巧珍」最好的青春歲月都給了家庭，如今的吳玉芳已不是當年那個讓人心碎的小女子。但這一切都不重要，還有什麼比手握實實在在的幸福更讓人欣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