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早期中國彩色電影
*
第1章 中國紀錄電影的開端（1905—1921）
電影在發明不久就傳到了中國。1895年12月28日，法國人路易·盧米埃爾在巴黎卡普辛路14號大咖啡館的印度沙龍內放映了《工廠大門》、《火車到站》等影片，這一天是世人公認的電影的生日。自1896年初開始，盧米埃爾陸續派遣了近百名攝影師奔赴世界各地拍片，至1897年底這些攝影師涉足過南極洲之外的各個大陸，拍攝了750多部影片，包括在中國拍攝的影片，電影正是在這個時期傳入中國的。
根據記載，1896年8月11日是中國最早放映電影的日子。這一天，上海徐園的「又一村」茶樓放映了多部外國短片。1902年1月，北京也出現了電影放映活動，一個美國電影放映商在前門打磨廠福壽堂放映電影。1904年，電影放映活動由民間進入宮廷。在慈禧太後70壽辰之際，英國駐北京公使向宮廷進獻放映機一架和影片數套祝壽，放映過程中由於摩電機突然炸裂，慈禧認為此物不吉祥，清宮內從此不準放電影。然而，此事並未阻止電影在中國的傳播。
最早在中國放電影的是外國人，最早在中國拍電影的也是外國人。自電影傳入中國到辛亥革命，外國人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有50多部。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期間，不少外國攝影記者來到北京拍攝紀錄片。1904年，在發生於中國滿洲旅順口的日俄戰爭期間，也有外國攝影記者前往拍片。起初在中國長期從事拍片活動的是義大利人阿歷克·勞羅，他於1907年來到中國經營電影放映，後來從事拍片活動，拍過《上海第一輛電車行駛》、《西太後光緒帝大出喪》、《強行剪辮》、《上海風景》等短片。
盡管至今尚未找到十分確鑿的證據，但大多專家學者認為中國人拍攝電影的活動開始於1905年。是年秋天（或春夏之交），開設在北京琉璃廠土地祠的豐泰照相館拍攝了記錄京劇名角譚鑫培表演京劇《定軍山》片段的短片，片名也叫《定軍山》。稍後，譚鑫培表演《長板坡》等劇目的片段也被拍成影片。據說，直到1909年遭到火災之前，豐泰照相館的拍片活動一直沒有中斷，而且為了適應無聲電影的特點，這些影片選拍的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動作較多或富於表情的場面。
中國人較早攝制的新聞片是《武漢戰爭》（1911）和《上海戰爭》（1913）。前者記錄了辛亥革命時期武昌起義的幾次重大戰役，而且不久即再現於銀幕，深受歡迎；後者記錄了上海各界為聲討竊國大盜袁世凱而進行的「二次革命」的部分場面，於1913年9月29日在上海新新舞台與故事片《難夫難妻》（中國的第一部故事片）同時映出，被稱為「空前絕後的活動影戲」，連映數天。這兩部影片是中國人藉助外國影片公司的設備拍攝的，中國電紀錄電影的發展有還待於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作為資產階級新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商務印書館開始關注電影，於1918年設立活動影戲部，攝制的影片分為5類：風景片、時事片、教育片、古劇片、新劇片，其中前4類均可歸入新聞紀錄片的范疇。風景片如《上海龍華》、《浙江潮》、《普陀風景》、《北京名勝》介紹了祖國的風景名勝，新聞片如《歐戰祝勝遊行》、《東方六大學運動會》、《第五次遠東運動會》報道了新聞事件，教育片如《女子體育觀》、《盲童教育》具有健康而嚴肅的內容，古劇片《春香鬧學》、《天女散花》、《琵琶記》記錄了梅蘭芳和周信芳表演的京劇片段。1926年，商務印書館影戲部改組為國光影片公司，拍片活動持續到1927年。
1919年，幾位民族資本家集資興辦了專營電影的公司中國影片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滑稽片《飯桶》，該公司拍攝的均為紀錄片，包括戲曲片、新聞片、風景片。戲曲片《四傑村》是該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完成之後不僅在國內放映而且運往美國放映。此後，它還拍攝了新聞片《周扶九大出喪》、《張季直先生的風采》、《聖約翰與南洋球賽》、《南京的警政》，風景片《矮子墳》（南通古跡）、《南京風景》。這些影片均攝於1921年，總體來說沒有引起很大關注，但它拍攝於1923年的新聞片《國民外交遊行大會》受到廣泛歡迎，該公司在拍完此片後宣告停業。
電影與資本密切相關，沒有資本就沒有電影，資本的狀況決定著電影的狀況。20世紀初，中國電影的製作主體是民族資本家，由於當時的中國民族資本薄弱，攝制影片的數量有限，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國在1905年到1921年攝制的新聞紀錄片僅30多部。「紀錄片」這個用語是後世對故事片之外的影片的籠統稱謂，在當時的中國，無論故事片還是紀錄片都被稱為「影戲」，直到20年代中期才出現「新聞影片」的說法，「紀錄影片」的說法大約出現於30年代初期（較早見於1931年出版的梁實秋主編的《實用英漢詞典》）。電影在誕生之後的很長時間內被當作「新奇的玩意」對待，卑微的地位尚未引起正統人士和統治者的關注
*
第2章 新聞紀錄電影的發展（1921—1931）
20年代，隨著民族資本紛紛投資電影業，中國電影獲得了較大發展。盡管這種發展是混亂、艱難甚至畸形的，但對30年代民族電影的繁榮起到了奠基的作用。這個時期建立的大量影片公司促進了新聞紀錄電影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新聞紀錄片的數量比過去有所增加，甚至出現了大型文獻紀錄片，蘇聯紀錄電影工作者的來華拍片改變了西方列強統治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的格局，對國外新聞紀錄電影發展狀況的介紹和討論促使中國電影工作者開始關注新聞紀錄電影，人類學紀錄片初現端倪。
自1921年起，由民族資本投資的影片公司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而且這些公司往往是從拍攝新聞紀錄片開始的。20年代，約有20多家公司拍過100多部新聞紀錄片。與以前相比，不僅影片數量有所增加，而且許多影片已不只是對旅途風光或新奇景觀的掃描，還將鏡頭對准重大社會事件，使新聞紀錄電影擺脫了卑微地位，獲得了上層人士的關注。這個時期，拍攝新聞紀錄片最多的幾家影片公司分別是民新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長城畫片公司，其中以民新影片公司對20年代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的貢獻最為突出。
民新影片公司創始人黎民偉可謂中國紀錄電影史上第一個重要人物。1913年，他在香港創建和主持人我鏡劇社期間拍攝了故事片《莊子試妻》，由於這是香港的第一部影片，他被譽為「香港電影之父」。與當時大多數把電影當作娛樂或賺錢工具的電影商人不同，黎民偉認為電影不僅能供人娛樂，而且能移風易俗，輔助教育，改良社會，明確提出了「電影救國」的口號，並在當時中國電影業遠離中國革命的情況下，拍攝了大量表現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新聞紀錄片。
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黎民偉拍攝了新聞片《孫中山就任大總統》。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他親自擔任攝影師拍攝了有關的新聞片。此後，他又相繼拍攝了《孫中山為滇軍幹部學校舉行開幕禮》、《孫中山先生北上》、《孫大元帥檢閱廣東全省警衛軍武裝警察及商團》、《孫大元帥出巡廣東北江記》等。孫中山去世之後，他拍攝了新聞片《孫中山先生出殯及追悼之典禮》（1925）和《孫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記》（1926）。後來，他將以往拍攝的影片匯編成大型文獻紀錄片《國民革命軍海陸空大戰記》（1927），並於1941年重新編輯了此片的有聲版，名為《勛業千秋》。黎民偉在20年代拍攝的其他新聞紀錄片還有：《世界婦女節》（1924）、《追悼伍廷芳博士及國葬禮》（1924）、《廣東全省運動會》（1925）。
由於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北伐戰爭在當時產生的重要影響，還有一些影片公司拍攝了相關的新聞紀錄片，如長城畫片公司的《孫中山陵墓奠基記》（1926），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的《北伐完成記》（1927）、《總理奉安》（1927），民生影片公司的《北伐大戰史》（1927），新奇影片公司的《革命軍北伐記》（1927），三民影片公司的《革命軍戰史》（1927），上海影戲公司的《上海光復記》（1927）、《總理奉安紀念》（1929）。
與從前相比，20年代新聞紀錄片的內容豐富了許多。除了北伐戰爭，還有反映1925年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新聞片《五卅滬潮》、《上海五卅市民大會》、《滿天紅時事展》，以及反映當時其他重大社會事件的新聞紀錄片，如復旦影片公司的《上海光復記》（1927）、《濟南慘案》（1928）、《張作霖慘案》（1928）。有些影片記錄了知名人士的活動，如《孫傳芳》、《盧香亭》、《吳佩孚》、《馮玉祥》、《張學良》。1922年，明星公司在成立的當年拍攝了多部新聞紀錄片，如《滬太長途汽車遊行大會》、《愛國東亞兩校運動會》、《徐國梁出殯》、《江蘇童子軍聯合會》、《萬國商團會操》。
早期來華拍電影的外國人幾乎全部來自資本主義國家，20年代中期兩位蘇聯電影工作者的到來改變了這種狀況，他們先後來到中國拍攝了兩部新聞紀錄片：《偉大的飛行與中國國內戰爭》（1925，B·A·史涅伊吉洛夫編導）反映了蘇聯自製飛機考察隊首次從莫斯科途經蒙古到中國的飛行，《上海紀事》（1927，雅科夫·布里奧赫編導）表現了第一次國內戰爭後期上海的生活和斗爭。
20年代，人類學紀錄片在中國初現端倪。據說，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是首次來到中國拍攝人類學紀錄片的外國人，他從1927年開始率領一個包括北大學生在內的聯合考察隊對中國西北部進行了8年的考察活動，拍攝了大量活動影像資料。瑞典考古學家J·G·安特生也在20年代來到中國，利用電影記錄了自己在中國北方和西北部的所見所聞，對塞外風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服飾等都有所反映。
*
第3章 抗戰紀錄電影的繁榮（1931—1945）
經過20多年的實踐，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獲得了初步發展。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聲電影的問世使新聞紀錄電影的表現手段趨於完善。國民黨政府越來越重視新聞紀錄電影的作用，不僅加強對民營影片公司的利用和控制，而且成立官營影片公司。進入30年代，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了新聞紀錄片的重大影響，在艱苦的條件下建立了自己的電影機構，開始拍攝新聞紀錄片。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配合侵略中國，由派人到中國拍攝新聞紀錄片發展到在中國建立影片公司，甚至企圖控制中國的電影業。這個時期，其他一些國家的電影機構也派人來到中國拍片，這些影片向世界報道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活動。
1931年到1937年，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的主體是民營影片公司。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後，上海的許多影片公司都認識到了拍攝抗戰新聞紀錄片的意義，紛紛派出攝制組奔赴戰場拍片，如明星的《抗日血戰》、《十九路軍血戰抗日》、《上海之戰》，聯華的《十九路軍抗日戰史》、《暴日禍滬記》、《凇滬抗日將士追悼會》，天一的《上海浩劫記》。中小公司也拍攝了抗日新聞紀錄片，如《十九路軍光榮史》（惠民影片公司）、《上海抗敵血戰史》（亞細亞影片公司）、《淞滬血》（暨南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戰史》（慧沖影片公司）、《中國鐵血軍戰史》（錫藩影片公司）。這些影片均拍攝於1932年，其中明星的《上海之戰》和聯華的《十九路軍抗日戰史》是兩部內容豐富的影片。
1932年5月凇滬戰爭結束後，一些影片公司和個人趕赴北方戰場，繼續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反映東北戰場的有九星影片公司的《東北義勇軍抗日戰史》（1932）、暨南影片公司的《東北義勇軍抗日血戰史》（1932）和遼吉黑後援會的《東北義勇軍抗日記》（1933）；反映熱河戰場的有暨南影片公司的《熱河血戰史》（1934）、慧沖影片公司的《熱河血淚史》（1934）以及張漢忱的《榆關大血戰》（1934）和《長城血戰史》（1934）；反映綏遠戰場的有西北影業公司的《綏蒙前線》（1937）、新華影業公司的《綏遠前線新聞》（1937）。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方面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的主要機構是兩個官營電影機構：中央電影攝影場（簡稱「中電」）和中國電影製片廠（簡稱「中制」），以及一家半官營性質的影片公司，即國民黨的地方行政長官閻錫山設在太原的西北影業公司（1938年拍攝了《風雪太行》和《華北是我們的》兩部抗戰紀錄片）。
「中電」從1934年成立到七七事變之前，總共出品了53期雜志片《中國新聞》和幾本軍事教育片。這些影片主要報道了國民黨政府的官方活動，其中不少是以反共為內容的宣傳片，如《「青年」與紅軍作戰經過》、《中央剿匪宣傳大隊》。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戰，「中電」暫時改變拍攝反共影片的策略，在拍攝《中國新聞》的同時也開始拍攝以抗戰為內容的雜志片《抗戰實錄》，前者主要報道後方動態及國民黨政要的活動，後者主要記錄國民黨軍隊在抗戰前線作戰的情況。八一三事變後，「中電」從南京遷往蕪湖，1938年初又遷往重慶，主要拍攝新聞片，如表現我國軍隊在正面戰場抵抗日寇的《東戰場》、《克復台兒庄》、《抗戰第九月》、《活躍的西線》。1939年，「中電」拍攝了《勝利的前奏》和兩部記錄「重慶大轟炸」的影片。
「中制」於1938年在武漢成立，前身是1935年國民黨設在江西的「剿共」軍事機構「南昌行營政訓處」下轄的電影股，主要拍攝反共新聞紀錄片，編輯在《電影新聞》中，抗戰前已出品30多號。電影股移至武漢後改稱「漢口攝影場」，經過改組擴充之後改稱中國電影製片廠。武漢時期的「中制」，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成了製作抗戰新聞紀錄片的重要基地，所拍影片被編輯成《抗戰特輯》。在1938年9月武漢失守之前，「中制」從武漢遷至重慶，自1939年起增設新聞影片部，由鄭君里負責。他在主持新聞影片部期間，拍攝了大型紀錄片《民族萬歲》，報道了西北和西南地區各族人民支援抗戰的事跡以及他們的風俗人情、宗教活動，其中蒙、藏、回等族同胞為前方將士捐獻糧食、苗族同胞在崇山峻嶺中開山修路的場面非常感人。1939年以後，由於蔣介石多次發動反共高潮，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抗戰新聞紀錄片的攝制遭到種種阻撓，「中制」和「中電」的進步力量遭到迫害。抗戰勝利前夕，羅靜予將「中制」抗戰以來拍攝的新聞紀錄片素材帶到美國，與美國導演費蘭克·卡普拉合作編輯了紀錄片《中國之戰》（卡普拉編導的七部系列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中的一部）。
抗日戰爭爆發後，香港電影界也開始攝制抗戰新聞紀錄片。在香港拍攝的近百部抗戰電影中，新聞紀錄片有15部之多，而且5部影片的片長超過8000尺。香港拍攝的第一部大型抗戰新聞紀錄片是大觀影片公司的《廣州抗戰記》（1937），記述了廣州各階層人民動員起來共同抗戰的情形。後來，又出現了大中華影片公司的《保衛華南》，愛群影業公司的《西北江血戰》，中國新聞社的《華南烽火》，建華影業公司的《廈門血戰記》，華北新聞社的《八·一三周年抗戰史》，國際影片公司編輯上映的《抗日戰績》、《八路軍攻打平型關》，以及香港「青年攝影團」在延安拍攝的《延安內貌》（又名《西北線上》）。
從1931年至1945年，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是多數中國電影工作者的共識，成為新聞紀錄片的主流，許多機構或個人都拍過以此為主題的影片。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這個時期表現其他內容的新聞紀錄片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如風光片（《萬里長城》，1931；《神秘的西藏》，1935），體育片（《中外足球比賽》，1931；《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1935），戲曲紀錄片（《四郎探母》，1933；《斬經堂》，1937），社會新聞片（《楊虎城閱兵》，1934；《阮玲玉逝世新聞》，1935；《魯迅先生逝世》，1936），企業紀錄片（《中華之絲綢》，1932；《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1935；《膠濟路客貨運輸設備及沿線風景》，1935），家庭紀錄片（《持攝影機的人》，1934，劉吶鷗編導）。以上所列僅為30年代拍攝的部分影片，進入40年代之後這幾類影片的數量更多。
教育片曾是商務印書館影戲部的五大片種之一，在三四十年代獲得了很大的發展。30年代，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南京金陵大學、上海教育電影推廣處等機構熱心於教育電影的製作，內容多為地理風光、國防常識、自然科學、工業生產、農事活動，其中的大多數影片由南京金陵大學理學院的孫明經教授拍攝。1937年春夏，他自南京經江蘇、山東、河北到達北平，又隨西北考察團赴山西、察哈爾、綏遠，沿途拍攝了數十部影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拍攝的《農人之春》，此片參加了1937年的布魯塞爾萬國博覽會，並且獲得國際農村影片競賽三等獎，這是中國紀錄片首次參加國際影賽並獲獎。
*
第4章 人民紀錄電影的興起（1938—1949）
在中國當代史上，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內涵。抗日戰爭時期，一切主張抗日的人都屬於人民范疇；解放戰爭時期，一切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及其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人都屬於人民范疇。人民電影事業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立和成長起來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密切配合了黨的中心任務。人民電影開始於新聞紀錄電影，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製作的影片絕大多數是新聞紀錄片。
人民紀錄電影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中。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為世人矚目之地，大批滿懷抗日救亡熱情的文藝工作者來到這里。中國共產黨向來重視電影的宣傳和教育作用，但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紅軍長征途中，由於缺乏必要的條件而未能建立自己的電影機構，直到1938年才創辦延安電影團。起初，袁牧之主持了電影團的創作活動，他在人力不足和設備簡陋的情況下開始了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的拍攝工作。雖然此片未能完成，但從當時的拍攝情況和編導的總體構思可以看出這是一部氣勢恢弘的影片。
在吳印咸主持工作期間，延安電影團拍攝了新聞素材《晉察冀軍區三分區精神總動員大會》、《聶榮臻司令員檢閱自衛隊》、《晉察冀軍區歡送參軍》、《敵後報紙〈新長城報〉》、《敵後織布廠》、《唐縣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1942年，延安電影團拍攝了另一部長紀錄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即《南泥灣》），反映了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在南泥灣開荒和生產的情況。此後，電影團還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拍攝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1942）、《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等新聞素材。這些新聞片和素材雖然數量不多，但發揮了新聞片的宣傳鼓動作用。
在延安電影團進行拍攝活動的前後，多位外國記者來到陝北，拍攝了表現延安生活的新聞紀錄片和素材，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36年訪問延安時拍過一些新聞電影素材，美國攝影師哈利·鄧漢姆在這里拍攝了紀錄片《中國要給予還擊》（1938），蘇聯攝影師羅曼·卡爾曼的紀錄片《中國在戰斗》和《在中國》（1938）也拍攝了延安的場面。荷蘭導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國拍攝《四萬萬人民》（1938）期間，由於未能實現去延安拍攝的願望，便將一台攝影機和數千英尺膠片通過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贈送給延安電影團。
1945年，拍攝新聞紀錄電影的活動也在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開展起來。新四軍拍攝了新聞片《彭雪楓師長追悼會》，紀錄片《新四軍騎兵團》、《新四軍的部隊生活》。新四軍在拍片活動的同時還開展了電影放映活動，為戰士和群眾服務。新四軍的電影活動，再次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電影工作的重視和關懷。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這些活動的規模還很小，但取得的成績是極其寶貴的。
人民紀錄電影成長於解放戰爭的洗禮中。解放戰爭開始之後，人民紀錄電影事業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標志是1946年成立的延安電影製片廠和東北電影製片廠。由於延安電影團的所有人員已前往東北接收敵偽電影機構，延安電影製片廠的全部人員是重新配備的，他們在嘗試製作故事片《邊區勞動英雄》（未完成）之後，很快轉入新聞紀錄片的製作，拍攝了新聞素材《保衛延安和保衛陝甘寧邊區》。1947年10月，延安電影製片廠結束之後成立的西北電影工學隊，繼續為人民電影事業輸送新鮮血。
東北電影製片廠成立時不足200人，到1949年5月已發展到983人。建國前後，由於全國各地陸續建立電影廠時都從東影抽調幹部，故東影有「新中國電影的搖籃」之稱。東影在成立之初確定了以生產新聞紀錄片為主的方針，從1947年初至1949年7月向東北各地派出32支攝影隊，拍攝了30多萬英尺關於東北解放戰爭的新聞紀錄電影素材，這些素材被編入17輯雜志片《民主東北》（其中的13輯全部為新聞紀錄片），第17輯《東北三年解放戰爭》全面記錄了東北解放的過程。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以及建國初期收復國土的戰役中，東影和北影向全國派出的攝影隊有70多個（另一說法為101個），記錄了人民解放軍解放全中國的各大戰役。有些攝影師為此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如在1948年9月拍攝錦州外圍的義縣戰斗和攻克錦州的巷戰中以及11月拍攝沈陽西區李普屯的戰斗中，優秀攝影師張紹柯、楊蔭萱和王靜安先後壯烈犧牲。
1949年春，錢筱璋帶領東影新聞片組的40餘人於4月初進關，參加了建立北平電影製片廠的工作。此後，東影和華北電影隊的新聞紀錄片攝制工作轉移到了北影。華北電影隊是1946年成立的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電影隊的簡稱，被譽為馳騁在冀中平原的「大車電影製片廠」，拍攝了《華北新聞》第1號。1947年11月石家莊解放後，華北電影隊在石家莊有了固定廠址，成立了石家莊電影製片廠，拍攝了《華北新聞》第3號。隨著北影的成立，石家莊電影製片廠完成了歷史任務，多數人員參加了北影的建設。
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先拍新聞紀錄片，以後拍故事片」的指示，北影迅速掀起了拍攝新聞紀錄片的熱潮，從1949年4月20日到10月1日製作完成了5部短紀錄片（《毛主席朱總司令蒞平閱兵》、《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大原》和《淮海戰報》），1部長紀錄片（《百萬雄師下江南》）以及《簡報》1至4號。其中，長紀錄片《百萬雄師下江南》包括渡江作戰、解放寧滬杭、國民黨海軍起義、人民解放軍繼續向南方進軍等內容，受到了觀眾的極大歡迎和輿論的高度贊揚。1949年8月，隨著「新聞電影工作總結會」召開，人民新聞紀錄電影即將進入新時代。
B. 潘婕家庭成員
在潘婕的家庭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成員，她就是外婆黎莉莉，我國三十年代的知名電影演員，她的藝術才華在那個時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外公羅靜予同樣在電影界有著顯著的地位，他是一位備受尊敬的電影工程師，對我國電影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專業素養為家庭增添了濃厚的藝術氛圍。
舅公錢江是潘婕家庭中的另一位亮點，他是一位著名的攝影師，曾拍攝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讓他的名字在中國電影史上熠熠生輝。
潘婕的父親潘錦元，盡管英年早逝，但他的生前作為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優秀攝影師，他的鏡頭下定格了許多珍貴的電影瞬間，他的藝術才華對潘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母親羅小玲則是一位兒童電影廠的優秀導演，她的作品深受孩子們喜愛，曾因獲得大眾電視飛天獎而備受矚目，她的才華不僅體現在電影製作上，更是對下一代藝術教育的貢獻。
舅舅羅丹凌子則是家庭中的一股創新力量，他與母親攜手創作的名片《原野》，不僅展示了他們的藝術默契，也展現了他們在電影領域的獨特見解和創新精神。
潘婕9月15日出生，北京人，著名演員。潘婕從1986年開始走上T型舞台，憑著佼好的面容和良好的表演，多次被國內外設計師選為最後出場穿婚紗的角色。 1988年主演了中國第一部恐怖片，也是第五代導演的一部力作《黑樓孤魂》，成為第一位從T型舞台走向大銀幕的模特。隨後就一發不可收拾的拍攝了：《青春卡拉OK》、《都市槍手》、《擋不住的誘惑》、《黑色走廊》、《滄州絕招》、《悲情槍手》、《苦樂三兄弟》、《梁山伯與祝英台》等十幾部電影 後在北京電視台《五彩繽紛》《京城健康潮》《北京時間》等欄目做主持人。